无论社会学者，还是院士自身，都已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非正常崇拜的背后是学术资格的贬值。更有学者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新章程在“院士制度”存废陷入争论之时出台，对社会上改革院士制度的诸多热议，既有所采纳也有所保留。

　　本报记者 袁婷发自北京

　　另一种非正常崇拜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日程安排中，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占了不小的比例。这些活动包括各地机关、学校举办的各种报告会，当然也包括接受媒体采访。

　　6月14日上午9时刚过，何祚庥院士已在办公室准备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现在刚好有时间，开始访问吧。”他对记者说。这位反“伪科学”斗士，对于这些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既感到压力，却又不忍失去这些宣传科学的机会。但此次记者采访的目的却不是宣传科学，而是就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愈演愈烈的“院士崇拜”现象，探究院士制度本身是否存在缺漏。

　　近年来，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被学界、媒体和公众赋予了太多个人专长之外的光环，俨然一位事事权威的全才。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各地方政府和单位为院士提供种种优厚待遇，甚至评选院士成了一些省市和院校的政绩工程。这些做法，表面上看，体现了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与何祚庥院士一样，许多两院院士都感受到了这种崇拜。这种崇拜如今正在脱离学术的轨道而趋向于非正常。据了解，全国性的“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培育资金”评审规定，项目申请需要两名院士或5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推荐。院士于是成为类似的科技项目立项、科研成果评奖上的“香饽饽”。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当选院士之初的几年，几乎兼任过国家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但很快他就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单纯。

　　“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秦伯益院士无奈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兼职也不接受，无关的应酬一概不参加。”

　　讲座、报告和项目评审还只是临时性的，有些部门为提高档次甚至不惜重金引进院士。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告诉记者，不少高等院校对院士待遇有一套潜规则，比如湖南科技大学引进院士时许诺，配偶随调，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技启动费用，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等。武汉理工大学制定的有关办法规定，引进院士每年只要在校工作两个月，将提供科研配套经费500万元人民币，安家费50万元(一次性投入)或18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以及每年18.8万元的院士津贴。

　　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也在无形中加入院士崇拜的队伍。西部某省给12位在该省工作的院士配发了国产别克专用小汽车。河南省在2004年已制定政策，规定省属单位院士待遇不低于20万元，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

　　然而与物质利益上的崇拜相比，院士崇拜表现出的不平等话语权，影响更为深远。顾海兵教授举例说，既然你是院士，你代表着最高学术资格，是否也代表最高科技水平？如果你代表最高水平，其他人还有资格与你进行正常的学术争论吗？当一个院士对诸如非典病毒下了并不正确的断言之后，除了有其他院士出来指正，普通教授有同等的话语权吗？

　　遭遇学术资格贬值

　　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士学术资格的贬值。2003年，中国工程院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据知情人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透露，2003年院士增选时，对院士的投诉数量也达到历年高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更早的“核酸风波”“863项目申报黑幕”“中科年会警车开道护送170名院士从机场直达宾馆”等学术不端事件。

　　对外，院士的负面新闻考验着社会公众对院士现象的包容度；对内，院士之间的争夺也检验着院士对分配方式的承受力。顾海兵教授说：“院士当选后可以进入争夺科研项目经费的圈子，如863、973等重大科研项目经费的分配，最后可能演变成院士之间的争夺。而正是因为院士有资格进入这个分配的圈子，所以各个单位也抢着争夺进入院士行列的机会。”

　　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一面是院士的社会负面新闻增加，一面是学术国际影响力裹足不前。顾海兵教授分析，我国设立众多国家科技奖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最高奖为一等奖)、国家科技特等奖，其中最能反映国家科技水平的是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据了解，近十几年来，绝大多数年份这两个奖要么空缺，要么仅有一种。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院研究员王扬宗分析中国院士制度的问题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美国是发表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也是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多的国家，两项指标都遥遥领先。英国发表的论文总数和高引用率论文数都居世界第二。日本发表的论文总数居于世界第三，而高引用率论文居第四。

　　中国院士人数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倍。我国的研究论文在1997-2001年发表115339篇，居世界第9位，高引用率论文达到375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的0.99%，居第19位。以上数字包含了香港地区的论文数据，由于香港地区的高引用率论文作者远多于内地，如果仅以内地论文计算，我们的名次还要靠后。

　　顾海兵教授将院士崇拜中的种种问题归结为院士制度的弊端，他是废院士制度论的强硬派。事实上，院士制度的存废之争早在2003年就已出现，2005年院士增选之机，争论再度升级。

　　顾海兵教授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院士制度不改革，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阻滞。中国院士制度不废除，中国的学术大师、工程大师极不可能产生。”

　　增势如春笋 老骥也伏枥

　　王扬宗研究员说，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是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学部于1955年6月正式成立，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区别很大。当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

　　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达到528人。此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经过5次增选，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数达到1027人。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宣告成立，目前，工程院院士达到了701人。在短短十几年内，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直追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规模。

　　十几年之间，院士人数如雨后春笋般增加，持废除院士制度观点的人认为，急剧增长必然导致门槛降低。对此，坚决反对废除论的何祚庥院士也承认：“单纯谈院士人数多或少没有意义，关键是看院士的水准。而这几年由于院士人数增加过快，水准下降，可以说院士人数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我国科学发展的速度。”

　　王扬宗研究员认为：“院士崇拜更导致院士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被争夺，院士数量大大超过了同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我国院士的平均资格要求大大低于美、英、日等国的院士水平，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常常不在同一层次。降低院士标准的恶果之一，是毒化学术气氛，滋长学术腐败。更严重的是使我国科技界长期游离于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之外。”

　　与院士增速过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士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早在1990年就纳入学者的视线。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在一次采访中说，目前工程院80%的院士参与实际的一线工作。顾海兵教授提出，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在68-70岁左右，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在63-65岁左右，以这样的高龄参与实际工作并且还要保证代表中国高科技水平，是难以想象的。

　　在解决院士老龄化问题的途径中，院士增选尤为重要。然而增选却成为近年来院士制度屡遭诟病的一个导火索，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院士不应当再增选，院士数量应由自然原因减少直至消失。

　　“院士”已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增选，是非院士身份的科研工作者获得院士资格的唯一途径。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原《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近年来，院士增选过程受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所谓“助选”，二是候选人的背景。顾海兵教授谈到增选弊病时，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院士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更可以做领队。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荐候选人，类似近亲繁殖。他们年龄越大，弟子越多，势力越强，就越可能形成‘学头’。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爵位制度，其山头性组织的产生或潜在形成一定是必然的。”

　　对于这种指责，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沈国舫并没有片面否定，他正面回应道：事实上，在评选过程中，对于一些助选现象，一旦发现，院方会在评选中通报，涉及的候选人将不会被选为院士。今年就有1例。工程院内部还设立有监督委员会，受理一些投诉。如果调查核实后，发现院士确实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会作出相应的处理。

　　与“助选”比起来，院士候选人的背景是更为微妙的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某次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初审人员中，司局级干部以及大型企业主管近50名。顾海兵教授调查发现，近年来校长、院长、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构的领导，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公司总经理，都成为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

　　秦伯益院士说：“院士是个称号，是种荣誉，但不是职务，因此没有权力。”既然没有权力，为什么人们千方百计想获得这个称号，难道仅仅是为一种荣誉吗？王扬宗研究员认为：“实际上，近年来院士崇拜的直接结果就是将院士这种荣誉称号与权力和利益紧紧联系到一起。院士崇拜是学术官本位的体现，院士拥有最高学术地位，就会拥有声望和特权。”

　　院士光环背后的交易

　　法谚云：“权力滋生腐败。”经济贿赂是院士最常遇到的情况。一位工程院院士透露，有人曾请他评点一份材料，材料送来后人就匆匆走了，这位院士发现，材料里竟然夹着几千元钱。还有的人说汇报情况，临走时将钱塞在沙发垫下面。间接的送礼方式则是请院士去考察，然后以鉴定费的形式送钱。通过利益拉拢院士，再利用院士争取利益，院士这个最高学术称号却成为某些幕后交易的连接点。

　　从收入角度上说，我国两院院士大部分享受国家、省市以及院士所在单位的“三重”津贴，但津贴数额并不大。据了解，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每月将近1000元，院士年收入一般在10万元左右。很多院士到外地讲座的出场费就有1000元、2000元，高一点到5000元。有人曾提出改革院士收入制度,沈国舫副院长也曾公开表示，他认为，院士年收入达到10万元应该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作出的贡献，年薪达到20万乃至30万元也可以，但最好不要到100万元。

　　经济贿赂还不是唯一让院士感到尴尬的问题，最让那些诚心做事的院士气愤的是，他们的学术价值不被重视。中国工程院谢友柏院士说：“有一次院士团应邀去某省做振兴老工业的咨询，到了当地就有人请我们吃饭，招待非常隆重。但到开座谈会听取我们意见时，省里主要领导却都走了，只留下一个副省长的秘书做记录后汇报。”

　　谢友柏院士说：“社会上一些单位邀请院士去考察、咨询，或者重金引进院士，实质上是为了抬高自己。一些高校和政府更将此异化成‘政绩工程’。”重庆某项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就提出，准备一年拿出100万元，为10名正在培养冲击院士的拔尖人才提供资助。院士称号获得不仅成为单位和政府奋斗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还被硬性量化出来。

　　有所采纳和有所保留的非正常的院士崇拜就这样矛盾地显示着其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高薪邀请院士去当地客串讲座、咨询和引入，但另一方面，邀请人却对院士提出的学术建议极不尊重。事实上，无论是支持院士制度，还是主张废除院士制度，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院士制度亟待改革。

　　其中被热议的几项完善院士制度的措施包括：控制院士人数，改革推荐方式。当出现自然或其他原因减员的情况后，才增补院士；取消归口初选部门与省市推荐候选人的方式。此外，将院士荣誉与职业生涯分开。如院士到70岁后办理退休手续，转为荣誉退休院士，有参加活动的权利但没有选举权和选举主席团成员的投票权；第三是将科技项目资源的分配与院士脱钩，不在立项申请、鉴定评审时因为院士身份而给予特殊的支持；第四则是规范院士报酬，现在政策范围内的补贴仅数百元，起不到激励效果，而各种潜收入又造成院士收入的不平衡。

　　可以注意到，6月8日闭幕的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学院的新章程对于以上建议既有所采纳，也有所保留。两院大会肯定了两院制度的贡献，并就建立更完善合理的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建立对科学道德和行为的监督制度，促进整个科技界诚信体系和优良学风的建设进行了研讨。

　　新章程将原“各学部参加投票选举的人数，应超过本学部院士人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赞成票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满额为止”，改成“获得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满额为止。”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许智宏说，希望新章程能在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规范和推进学部工作、加强院士队伍建设、保持和提高院士群体学术活动上，发挥更大作用。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