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学者，还是院士自身，都已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非正常崇拜的背后是学术资格的贬值。更有学者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据6月18日中国经济网报道）。而另一条消息是，科技部分析学术不端，将建科研诚信制度。

　　近年来，随着科研队伍的壮大，我国院士制度的弊端日益呈现出来。尤其是人们对院士这一荣誉称号的崇拜已经超乎寻常，超出了学术的范畴，这种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明显地显示出院士学术资格的贬值。

　　院士离开原始意义，而与政治权力沾边，必然导致诸多腐败问题。商业贿赂更不必说，单学术腐败就能够动摇整个科学事业的基石。想想，倘若院士不顾自己的研究，而整天致力于各类报告会，久而久之，我们还有学术可谈？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据报道，“中国院士人数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倍。我国的研究论文在1997至2001年发表115339篇，居世界第9位，高引用率论文达到375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的0．99％，居第19位”。

　　与国外人少成绩更大相比，我们的成绩不太理想。并不是中国人脑子不灵光，更不是国家对科研的经费投入不够，我想，关键原因是中国的院士制度有诸多不利。

　　据笔者所知，在院士制度上，中国首先建立了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就是说，中国科学院从建立之日起，就被赋予了行政意义。而院士拥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同时还拥有更多的声望和特权。正是这种非正常的院士崇拜效应，院士才经常被社会上一些单位邀请去考察、咨询，或者被重金引进等等。

　　而在国外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实体性的大而全的科学院，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没有院士，只有会员。科学学会的会员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只是提供科学技术方面咨询的机构。它们不参加政府决策，各国都设有专门的科技决策机构。因为有这种松散的院士制度，院士不必周旋于政府官员之间，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这就是国外学术论文发表率高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取得更大的进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院士回归学术定位，把院士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他们才能潜心钻研，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