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不知道易中天是谁没有关系，如果现在还不知道，那你的信息可就有点闭塞了。

　　在一脚踏进央视《百家讲坛》前，易中天还只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另一只脚踏出《百家讲坛》后，他俨然已成为像李宇春、张靓颖那样的人气明星，有了号称“易粉”、“乙醚”的铁杆支持者。

　　易中天走红之后，有媒体将其和余秋雨、刘心武、张颐武并称为国内“四大学术明星”，这个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香港歌坛的“四大天王”。虽然一直有声音在反对学术的娱乐化，但在这个经济学家都娱乐起来了的时代，我们怎能再对人文学者作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苛刻的要求？当年有不少名声在“内”的电视读书节目，央视的《读书时间》，上海的《阅读长廊》，湖南的《爱晚书亭》，纷纷因为自身的曲高和寡停办了，就是擅长栏目包装的凤凰中文台的《开卷有益》，也没能坚持下去。

　　同样是电视人文类节目，《百家讲坛》的成功，在带来争议的同时，也给那些有着借助电视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提高全民素质这种崇高理想的人带来一点启示。学术明星的出现，一方面是这些学者具备容易让观众产生亲和力的底蕴，一方面是电视编导策划人员平民意识的觉醒，但后者的功用要比学者的个人魅力重要的多，从某种程度上讲，《百家讲坛》也类似《超级女声》、《梦想中国》，是个造星的平台，而几位通过这个平台走红的学者仿佛也给那句名言注入了新的含义，“给我三尺讲台，我能搅动中国。”

　　那么，仅仅因为学者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可以亲近知识、开阔视野的渠道，我们就应该像追捧“超女”那样追捧他们吗？电视从业人员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显示出这样一个讯息：学者明星化没有什么不好。我宁愿将这种说法理解为，这是电视从业者在为自己的初获成功沾沾自喜的表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依赖媒介生存的电视知识分子曾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他们借助电视对于公众的号召力，利用大众对专业领域的缺乏了解，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对照这种批评，很容易从“四大学术明星”身上找到对应点，余秋雨不仅频繁以嘉宾、评委身份出现在电视台，还做起了主持人，是学者转型电视人的代表；红学新兵刘心武遭到诸多红学专家强烈抨击，是典型的“将感受上升到学问，把学术当猜谜”；易中天是中学教师出身，重复观点循循善诱是他最大的特长；张颐武也是因为引发了一场有关孔子和章子怡的论争才站到舆论的浪尖上。

　　学术明星利用知名度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通过出演重要电影主要角色获得丰厚回报也算为公众服务的话，许多大红大紫的明星都能把“为人民币服务”说成“为人民服务”。现在的学术明星正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和娱乐明星一样的特征：出入电视台，各处演讲，出书、签名售书，担任各种社会职务……惟独被忽略的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却被压榨得少而又少。

　　同时，社会和一些人把学者当明星来追捧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抛却学术的严肃性不谈，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只会让更多的人无心做学问，开始走捷径。学者明星的走红带有明显人为炒作的痕迹，更凸显了这个新兴小群体的浮躁。他们的学术素养通过广泛传播惠及了大众，已经呈现出了他们的价值，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娱乐价值基本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