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出版社在第十六届全国书市中，推出作家曾哲的新作《转场》。这是一本“在城市视野之外、在行走中定义人生”的书。作者曾哲环走中国西部地区，让人生的大量时间“在路上”，然后将“在路上”的人生忠实地记录下来……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近日就这本书和曾哲进行了深入对话。

　　问：就从你第一次“出走”谈起吧。

　　答：“出走”是很多原因促成的。在城市写作很疲了，外面的世界对我是一种诱惑。在这之前我没走过太远的地方。我不愿意总在城市里待着。

　　我当时在北京朝阳文化馆工作，当文学组组长，请了三个月假。可我知道，一年能走下来就不错——我想把西北、西南走完。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

　　问：第一站计划去哪儿？

　　答：并不确切地计划去什么地方，我只在地图上大概圈了一下。火车上偶遇的卧铺对面的蒙古族羔羊饲养专家对我说，你应该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我就真到了那儿——住在老乡家里，放羊，给当地人剃头，干点杂活，然后继续走，而且是骑着马走。这是我行走的开始。但是我骑马经验不行。跑得太热的时候，马一喝水，就病了。后来马死了，我一直守着它，守了一天一夜。

　　我早期的长篇小说《呼吸明天》里有一句话，“你要在草原上走时不认路，就找电线杆——顺着电话线和电线杆，就迷不了路”。于是我就顺着电线杆找到了一条土路，那条路上一天可能就过两辆车，我搭上了车，继续走，还曾经被搭乘的车丢弃到一个小站上。《呼吸明天》中有一篇叫《第九个小站》，写的就是那个地方和这段经历。

　　问：你怎么算计你的路线？

　　答：我曾经想写三本书：一本诗集，一本散文，一本小说，叫作“生命三级跳”。但走着走着就不是这个想法了。在行走的过程中，写作就显得不重要了。

　　我从内蒙古到宁夏，从甘肃到青海……坐火车到吐鲁番，再到库尔勒、帕米尔……断断续续，又走攀枝花，然后去了云南、丽江。我的人生目的只有一个：走！什么信息呀，城市呀，都忘了。甚至对家、对城市的思恋，全都磨灭了。

　　问：行走对你都起到什么影响？

　　答：行走颠覆了我过去形成的许多概念。行走生活给了我一种想问题简单化的思路。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最本质的要求是简单的。

　　行走让我发现，什么都是可能的。这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过去我总觉得很多东西是固定的，不可变的，比如“大河向东流”。有一次我在山上走着，草地上忽然就着起火来；我从阿里出来时，看到天上有奇异的星星……这些东西都会在生命中留有印记，这是在城市中远远不能体会的。实际上，三个月之后，我从塔克拉玛干出来，最想家了，但是那时，行走已进入一种惯性。

　　问：“行走中国”对你的写作又有什么影响？

　　答：我过去写作有一种主观状态——首先要让外界的东西符合我的标准和感觉。当我走完这一圈以后，还是力图表现我心里的东西，但有一个原则：对一个地方的表达要忠实。

　　问：你觉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答：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再也不写城市了。从内在看，从我的文字里能看到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苦难。我们关心苦难的时候，不是要把一个地方的苦难表达到极致。我的意思是说，许多苦难是作家主观体验出来的。往往，我们描述的对象，他们的苦难造成了他们的生活态度。我想写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平静与安详，同时也不安于生活，重要的是，他们不自觉自己的苦难，这是最大的悲哀。张承志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点上，俯视众生，他也关注底层的苦难，但他是俯视的。我认为应该站在这些人当中，记录，忠实地记录——也是关怀，但是不能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