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些政治题材的图书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沉重而晦涩的，人们很难把它与好读、美感联系在一起。不过，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红色经典》，却是一种“另类”写法，它试图“笑谈真理”，“让红色经典更美丽”。作者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散文家梁衡。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这思考的窑洞”、“大有大无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翻开《红色经典》这本书，目录上的这些标题给人的感觉是轻松而愉悦的，它完全没有以往政治题材的说教味。梁衡通过自己生动的笔，揭示了政治的真谛，挖掘了经典的时代意义。你看，在他的笔下，领袖毛泽东成了一个“武林高手”，革命导师马克思则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西柏坡的作战室里却在摆弄红毛线、蓝毛线。这种大胆的尝试，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原来政治可以这么写，道理可以这么讲。

　　几十年行走在文学、政治与新闻之间的梁衡说：“我始终不能以单一的作家身份对待写作，总有一种记者的挑剔，从政者的忧心和学者的冷峻藏在文学的后面，而这一切表现出来时只有文学的笑容，这就产生了《红色经典》、《觅渡》、《爱国的理由》等这样几本非常政治化但又追求文学美的作品。”近日，梁衡向记者描述了自己的“政治散文观”。

　　爱国题材很难用散文形式表现，一半是因为题材的政治性强，一半是人们对政治的曲解

　　记者：爱国题材、政治题材的作品很难写，这是大家公认的。我曾经读过您以前写的一些优秀的山水散文作品，如《晋祠》、《泰山》、《桂林》等。为什么您后来会转到政治散文的写作上来呢？

　　梁衡：我的前期作品主要写山水。为什么要写山水呢？就是挖掘出真实的自然美。那时社会上流行批判杨朔的“三段论”散文模式，我想用自己的实践来挑战这种僵化的文风。到了1996年，我开始写政治散文，这既与我国整个的政治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有关，它需要我们从民族传统、革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获得借鉴。

　　记者：很多作家都说爱国题材难写，您在写作中有这种感受吗？

　　梁衡：爱国题材很难用散文形式表现，一半是因为题材的政治性强，一篇短文难以驾驭，又因多是旧题材，难以出新；一半是人们对政治的曲解，还有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政治文章的说教味太浓，人们总难把政治和美联系到一起。

　　我因文学爱好和工作关系，误打误撞进入这个领域。无论是从思想教育还是文学艺术角度，都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挑战。我写这种文章时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为社会立言，为青史增色，大义在肩，舍我其谁；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学这反差极大的两种规律、两个领域，要完成美的组合实在太难。特别是写伟人、大题材、老题材，更感到难上加难。

　　伟人与我们总有一定的距离。文学就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

　　记者：您选择散文这种形式来表达政治题材、爱国主义题材的内容，这种形式是不是有它的长处？您所追求的散文观又是什么？

　　梁衡：学习伟人的精神是一种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但伟人与我们总有一定的距离。伟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主要靠他们的伟业、理论，靠政治影响。人们接受的是他们的结果，被舍弃的是过程，所以往往敬而远之。文学就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就是把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揭示出来，有血有肉，让读者感到可亲可信。所以，我写伟人不想再重复那些结果，而是努力“顺藤摸瓜”去找那些碧绿的叶片和芬芳的花朵，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果之前的样子。因此，为写这些文章，我曾找到了瞿秋白的故居，特别是门前的那座已成过去的“觅渡”桥；找到了邓小平落难江西时劳动过的工厂；找到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延安窑洞……甚至还远渡重洋，在日本找到了周总理游历过的岚山和岚山诗碑，在德国特里尔小城找到了马克思出生时的房子。

　　现在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不少，但是散文作品不多。散文受传统观念影响太深，还是闲情小景多。前一阶段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一本《爱国的理由》，有机会对古今中外的爱国主义作品做了一遍浏览，我发现，散文作品并不多，比如有关革命战争、领袖人物的作品，电影多，小说多，散文就很少。又如写历史上的岳飞、林则徐等，有戏剧、电影、小说，但没有散文作品。我觉得，我有责任用我自己喜欢的散文方式来写这些题材，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我追求的散文观是：“散文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说到底是内容和形式美的双重追求。

　　虽然写的是政治，但表现出来的必须是文学的微笑

　　记者：据说您的作品有62篇次被选入各种大学、中学课本。看来，您的这些作品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读者的喜爱。您认为您的作品有哪些独特之处？

　　梁衡：我的作品首先是抓大题材。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要提倡写大事、大理，这可以看作是我的散文宣言。我写过一套科学史，很喜欢牛顿的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个作家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选择一些大的题材，这比写作技巧重要得多。比如可以选择延安、西柏坡，选择马克思、毛泽东来写，这样你就占领了制高点。

　　其次，要找到与现实的结合点，挖掘其中的思想。比如写《红毛线蓝毛线》，就是针对当前的反腐倡廉中出现的问题。写延安的题材，是针对当前的文风、党风问题。写毛泽东、邓小平，瞿秋白等，就是要展示他们光辉思想和高尚人格的一面，针砭时弊。我编《爱国的理由》这本书，就是想回答在一次座谈时大学生提出的“我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所以，这些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试图从传统和历史角度挖掘经典思想，并解决现实问题。

　　第三，一定要按照文学的规律办事。写文章一定要有审美效果。虽然你写的是政治，但是表现出来的必须是文学。不管你背后有多少记者的观察和分析，政治家的忧心，学者的思考，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背后的，表现出来的是文学的微笑。列宁讲得好，要“笑谈真理”。因为它是散文，而不是一篇社论、一个报告。

　　经典的最大优势是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永不会忘记

　　记者：对于大学生提出的“我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您又是怎样回答的？这本书的书名叫《红色经典》，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

　　梁衡：为什么要爱国？一句话，国家养育了你。这好比问我们为什么要爱父母。爱什么？爱祖国的河山、人民和文化。怎么爱，我在书里分为了忧国、救国、报国等几个方面。

　　常念为经，常数为典。我所指的经典，是指历史上的那些曾经起到过里程碑作用的人和事。比如毛泽东、邓小平，比如在延安、西柏坡发生的事，另外还有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如岳飞、辛弃疾、林则徐，我也把他们纳入“红色”之中。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凡是那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的人和事。经典的最大优势是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永不会忘记。

　　记者：当下文学界出现了许多记者出身的作家。您曾经在《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做过记者，记者职业对您写政治散文有帮助吗？

　　梁衡：至少帮了我两个忙。党报、大报记者的经历使我始终能站在全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记者写稿时要考虑“三点一线”。第一个是中央这个点，要有全局的观念；第二个是老百姓这个点，群众在想什么；第三个点是你要找到具体的新闻事实，把这三个点连成一条线，这样才能写出一个好稿子。这个思维方式对我写散文也很有用，告诉我虽然是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但一定要找到现在老百姓的兴奋点。比如我写《红毛线蓝毛线》，与反腐倡廉、作风建设紧紧相扣。这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记者出身的作者的一个优势。

　　第二是新闻训练要求记者时刻注意受众，把握读者。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文学技巧、审美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