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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语粹
我们看到，每遇到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难以找到答案时，重新回到“姓社姓资”的诘问，仍是不少人的习惯性思维。
历史进程向我们展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或以计划经济为惟一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都已经难以在实践中立足。
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除传统意义上的“左”和右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即两者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状态，我们既不能简单定义为“左”，也不能简单定义为右，毋宁说是汲取了双方特长之后的一种进步。
当前出现的所谓“资进社退”、“资攻社守”的格局，究其原因，就意识形态而言，僵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我国，邓小平迈出了解放思想的最为大胆的一步，这就是他关于市场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精彩论断。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前进。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向前推进，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思维方式的创新，应当作为创新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当前，我们的思维是否已经足够开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思维是否已经足够开放？在我看来，尽管社会上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但我们还是很难对这个问题作出足够肯定的回答。相反，我们看到，每遇到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难以找到答案时，重新回到“姓社姓资”的诘问，仍是不少人的习惯性思维。不是说不能问姓社姓资，该问的时候必须问。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隐藏其后的、曾经令我们付出惨痛历史代价的简单化和僵化的思维方式。比如，对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判断，从“姓社姓资”的标准看，有人把它概括成是“资强社弱”、“资攻社守”的格局。用这样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我是不赞成的。
我认为，就社会发展而言，人类的思考，始终都围绕解决社会发展的难题展开。当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时，人们用自由主义作武器冲破了它，并相应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上自由放任，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资本主义危机不断，以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难以克服自身矛盾、最后必然灭亡的结论。怎样解决这个矛盾？除了改造所有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面，实行计划和宏观调控。实践表明，计划和宏观调控对缓解和克服无政府状态及导致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是一副良药。鉴于此，执了政的共产党创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而社会党则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学说。然而，计划经济的弊端随后开始暴露出来，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于是，市场经济先天具有的那种活力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使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一轮对市场经济给予积极评价和利用的潮流再度兴起。这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表现在西方国家，就是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社会党人倡导的“第三条道路”。
这种世界性的进程说明，人类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具有共同性和相似性。历史进程向我们展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或以计划经济为惟一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都已经难以在实践中立足。要使自己不至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被淘汰，两种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都不能不从对方的理论和实践中吸收合理的内容，这就出现了某种相互交汇的过程。这种相互交汇，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出现了除传统意义上的“左”和右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即两者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状态。对于这种状态，我们既不能简单定义为“左”，也不能简单定义为右，毋宁说是汲取了双方特长之后的一种进步。
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评价人类对社会发展难题的探索？
究竟怎样看待和评价人类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共同难题的探索？对此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一种是对探索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观点简单进行阶级定性的思维，即把所有这些思想和观点都分成“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两大类，进而把它作为判断这些思想、观点是“左”还是右、是正确还是谬误、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另一种是淡化意识形态的思维，即不给这些思想和观点定性，尤其不强调它们的阶级性(当然有时也往往是有意识地模糊这种阶级性)。在很长一个时期，共产党持的是前一种态度，社会党和其他政党取后一种态度。后一种态度通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反动阶级维护旧观念、旧制度的一种手法。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戏剧性地转变了方向。以阶级定性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并未战胜落后的用阶级调和来思考问题的方法，更没有把它消灭掉，而是一直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进一步逆转:用前一种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的共产党，阵地不断收缩，而后者的阵地不断扩大，出现了所谓的“资进社退”、“资攻社守”的格局。谁之过？原因复杂。但是，就意识形态而言，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僵化的思维模式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从历史上看，僵化的思维模式恰恰使许多党掉入了难以自拔的陷阱，以苏共为典型。执政的各国共产党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上述新的发展，更不是把这种新的发展看作自己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所在，而是一味维护自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结果是，在事实上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时代背景下，几乎所有思维创新的成果统统被推到了对方一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越来越狭小的理论空间。这种情况带给执政的共产党的思维缺陷是致命的:它不是引导人们如何根据变化着的实践去发展理论，而是要求实践为印证理论的正确性服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各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追求“纯而又纯”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转攻为守，越来越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失去了生命力。
这种思维甚至传染成一种普遍性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思考问题的习惯。例如，人们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借鉴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体制或经验看成是这些国家和党的“蜕变”和“转型”，而鲜见有人把西方国家的改革说成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
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正在努力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在我国，解放思想最为大胆的一步是邓小平迈出的，这就是他关于市场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精彩论断。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思想，也是他老人家提出的。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沿着这一新开辟的思维方向前进。否则，我们就很难避免由解放思想开始，却逐步变得僵化，于是不得不再强调解放思想，但过了一个时期重又陷入僵化的不良循环。
强调这一点不是无的放矢。如果说，在经济领域，这方面的步子迈得还算大，那么在政治领域，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左”和右、姓“社”姓“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屡屡使马克思主义政党陷入困境。不放弃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就永远无法改变“资攻我守”、“资进我退”的局面。
我们是否已完全实现了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
上述思维方式之所以总是顽强地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
首先要声明，这里用“革命党”这个概念，取的是“革命”的本意，即毛泽东所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向执政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转变，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为自己确定的历史方位。从历史阶段看，我们党已经实现了这一转变。但是，如果全面地看，我们会发现，这个转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它不但意味着体制机制上、活动方式上的创新，而且意味着在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等等方面，要有一系列根本性的创新。这个转变并未完成。
“革命党思维”和“执政党思维”有着重大的区别。当一个政党处在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位置时，相对统治阶级来说它处于弱势。因此，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强调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把受压制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身边。如此说来，在一个试图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那里，划清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统治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对象，所以，一切与统治阶级及其思想有联系的东西，都是需要批判和抛弃的，否则就有立场模糊、旗帜不鲜明之嫌。在这种思维取向下，即使是符合实际的共性，也往往会被极力淡化。在革命的年代里，这种思维处于强势地位自有它的合理性，阶级冲突本身就把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推到了极端。
然而，对一个掌握了政权的执政党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执政党担起了行使公共权力的责任，和政府有了共同的目标，即整合国家和社会，并推动其发展。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而是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次，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执政，都有一个如何科学运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得到大多数公众拥护的问题。这样一来，各种不同性质的执政党之间就有了相互学习借鉴的很大空间。仅仅这两条，就强烈地需要我们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往往突出强调和其他思想、观念的本质区别，试图通过简单否定其他各种思潮来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另一方面，我们试图用纯而又纯的、划一的思想去统一人们的思想。
当前，这种思维方式还在人们头脑当中广泛地存在。举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当我们党提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吸收其他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时，马上有人质问:这和社会民主党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眼里，如果不能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那无异于我们党蜕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当我们提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时，又立即有人惊呼:这不和赫鲁晓夫的“全民党”是一回事吗？这里我们且不去理论是不是一回事，需要注意的倒是，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本身表明一种心态:我们的理论是否脱离实际，在一些同志看来无关紧要。最紧要的是，我们必须和别的党、别的理论区别开来，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由此可见，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党内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我们的理论需要创新，而要创新理论，首先必须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是全党全民当前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只有思维方式的创新，才能为我们探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人物漫画像:孙晓纲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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