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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左)在麻省理工
童年的教训留下作用
科菲·安南天生就有一些与众不同，那是大自然的造化所给予他的：科菲·安南出生时是双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孪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后是他出世。
在加纳，双胞胎被奉为苍天的恩赐。科菲一共有四个姐姐，不过其中有几个姐姐和他是同父异母的。
安南的祖先曾经做过不同的部落首领，他们有的在科菲小时候仍然担任着首领职位。安南的父亲作为“酋长”的亨利·雷金纳德·安南也属于很有影响的阶层中的一员。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兼地区政治家。1969年，在忙碌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他被选为家乡所在省的省长，并担任这一职位多年。
安南的父亲同传统的首领一样，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他们不仅拥有诸如分配土地这种行政上的职权，同时也组成了仲裁法庭和调解机构。
童年时代，安南早已接触到某些事例，它们似乎悄悄地为他在联合国的未来使命作了准备。通过确定的机制和机构和平调解争端的努力，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尽管生活日复一日，单调乏味，但他童年时代所处的非洲氛围总的说来是乐观、热情和坦率的：“总有一些人，你和他们谈得来，你可以征求他们的建议，你可以和他们一起玩牌，而且充满着团结友爱的情感。”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他总是如此描述，“人们很健谈。我们知道这是非洲人喜欢空谈的毛病。如果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就坐在一棵树下，不断地、反复地谈——直至我们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为止。”对联合国来说，这种程序并不陌生。
安南家族是英国圣公会成员，他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和上层社会建立了从属关系。顺便说一句，当时的一张照片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大家庭，撇开肤色不谈，人们很难说出他们与英国经济状况良好的上流社会的人有什么区别：西式服装、精致的浅色衣料、硬领和优雅的小帽形成了这张照片的主要特征。
尽管社会地位很高，或者恰恰是因为社会地位很高，这位出生于1904年的商人亨利·雷金纳德才向他的孩子们提出了固定不变的要求：除了要有求知欲和勤奋外，他们应当正直和充满尊严地生活，学会自控，始终用明智的论据论证他们的观点。安南曾经说过一件他本人经历过的事情：他的父亲将一名新来的经理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年轻人急忙赶了过来。不幸的是，那个人忘记熄灭自己手中点着的香烟了。他知道自己的上司特别反感抽烟，于是他干脆将燃烧着的香烟塞进了衣袋里。两个人谈着生意上的事，他的衣袋也开始慢慢烧了起来。那个职员陷入越来越深的恐慌之中，可是仍然继续着谈话，直至事情处理完毕。他一离开房间，科菲就不满地问父亲：“你为何要这样对他？”父亲回答道：“我根本什么也没做啊。”说完他指了指一只烟灰缸，意思是那人完全可以把香烟扔到烟灰缸里去。他可以马上离开房间，或者干脆继续抽烟。可是他自己决定将烟塞进衣袋里。“他完全不必这么做，”父亲补充道，“今天你看到了这一幕，你永远不要这样做：贬低你自己。”这样的教训似乎留下了作用。直至今日，科菲·安南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那伟大的尊严和不管遇到任何情形都始终处变不惊的艺术。
转学中学会应变
加纳从多方面影响着安南的人生轨迹。科菲的父亲多年在英国和荷兰合资的“联合非洲公司”担任出口部经理，经常在各地旅行，在殖民地“黄金海岸”内频繁调任。“每当父亲调到一个新的地区,我们就要转学。”因此科菲很早就开始学会对付不断变化的情况，学会适应新学校的环境，学会与每一处的新同学和睦相处。
更有甚者，人们不仅要求他适应地区上的变化，还要适应文化上的变化。在家里他必须遵从非洲习俗，“在外面”他要被迫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家里人们主要说本部落的芳蒂语，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语言。但是，一上学他就得学英语，那是殖民地的官方语言，等到上了中学，就全部采用英语授课了。这使他变得灵活机智，随机应变，或者说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安南当上秘书长之后，人们对他的这些特点毁誉参半。
16岁那年，在多次转学之后，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他终于来到了位于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学校曼特西皮姆，这是这个国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学校之一。早在科菲去那儿上学之前，它就成了加纳的精英中心。
喜欢竞技 喜欢辩论
曼特西皮姆是一所清一色的男生寄宿学校，教学安排和教学计划都完完全全按照英国的标准进行，包括基督教的礼仪。晨祷是每日的必修课。学校被认为“严厉，但充满人性”。
有一张当时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清一色男生班级，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许多孩子来自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其中就包括科菲，虽然从身材上看，他要比大多数同班同学矮小，但外表英俊，而且看起来特别结实。体育对他的一生很重要。在曼特西皮姆，他几近“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竞技运动的天赋；在最后一个学年，因为取得了短跑比赛的优异成绩而令老师和同学们大吃一惊。科菲最为喜欢的是参加政治辩论。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喜欢对家乡最好的政治战略进行“争论”，也经常对世界的未来进行“争论”。有一次，他甚至还称赞学校教会了他这一点，即“危机，不管它发生在何处，都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科菲当时正在寄宿学校里，密切关注着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大事，然而他并没有参与这些变革，他也不属于任何政党。因为寄宿学校的饭菜实在太过糟糕，所以他组织的一次学生抗议活动算是那时最为革命的行为。他取得了成功，饭菜质量得到了改善。科菲也常常喜欢替弱小者说话。“我始终感觉到必须站在弱者一边，必须保卫和支持他们。”独立运动鼓舞着年轻的学生们，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有时我们也玩角色游戏，每个人必须代表一个党派，然后说出相应的理由。”只要是“外面”发生的事，都会让科菲和他的朋友们兴奋起来。
20岁选定人生主题
加纳独立那年，安南从曼特西皮姆中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库马西市，在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两年。
和在寄宿学校时不同的是，他现在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1958年，他以此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那儿，著名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名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并和他进行了接触。那名代表让他申请美国的奖学金，该项目的名称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这个“总是急于长大成人”的安南，递交了一份申请，非常顺利地获得了麦卡莱斯特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对他来说，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学校，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这是一次文化冲击：因为该州位于美国中北部，与加拿大相邻。那里90%以上的居民为白人。
这所学院被认为是爱好自由和面向世界的。比如，校园里除了悬挂美国国旗之外，还悬挂着蓝色的联合国旗帜。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安南对自己在美国“白人”的中心所遇见的“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深表感动。
安南很快就引起了其他学生的关注，当然是因为他明显的与众不同，但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友好的态度以及尤其是他体育方面的天才。“校园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这是他给外人留下的印象。
他也有过一两次糟糕的经历。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散步，由于肤色的缘故他们遭到一群喝醉酒的年轻人的辱骂。另外一次，他和一个白人姑娘走过市区，他遭到一次暴力攻击，最后总算幸运逃脱了。“这起意外事件非常恐怖”，他后来承认。
尽管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但安南并没有退回到自由的麦卡莱斯特校园的安全地带里整天闭门不出。在第一个学年过后，1960年夏天，他和一名教师代表和几个朋友到美国内地旅行了几周时间。来自四大洲五个不同的国家的年轻人挤在一辆旅行车里，他们将这辆车命名为“友谊的使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看看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他们在美国人的家里过夜，住穷人家，也住富人家，住农村，也住城市。有一次，为了了解当地囚犯的生活状况，他们甚至还想睡在一座监狱里。安南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参加演讲比赛。如果要他自己自由选择题目的时候，他就会将演讲报告锁定在贫富问题、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的机遇或者战后时代的美国作用等上面。有一天，他甚至还赢得了本州范围内的一次演讲比赛；这一次他所论述的又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对脱离殖民统治的年轻国家的责任问题。他当时的一位教师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忆起安南那“绝妙的”、和牛津英语相似的加纳回音。无疑地，他当时也有着深沉的、细腻的声音，就像从前一样，他会给每一个对话伙伴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的语言出奇地简单，而且几乎不用任何技巧。在“世界俱乐部”里，他不久就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大学生们同样在为国与国之间、首先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在20岁出头的时候，安南找到了“他”的主题，从此那些主题再也没有离开过他，那就是公正、贫富均衡、民族谅解。最迟从那时起，他开始坚定而经常地练习说话的艺术。这样一种训练对他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是有一定好处的。
又一年过去后，他大学毕业，获得了国民经济学学士学位。前往日内瓦，去那里的“国际高级研究学院”。他在麦卡莱斯特学院的最好朋友是一个瑞士人，名叫罗伊·普莱斯维克，他后来成了一名发展中国家政策方面的著名教授。安南从他那儿知道了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普莱斯维克把他带到了瑞士。
(未完待续)
摘自《科菲·安南》德弗里德里克·鲍尔著 沈锡良译 金城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8.00元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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