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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经过世事沉浮，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给予这个或许已被长期搁延的问题一个确定的回答：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直至今日，如我们放眼四望，在每个地方都可看到一种躁动，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很大程度上尚处于朦胧状态，但却是真实的……” 读者朋友，请您猜一猜说这句话的人是谁？如果我告诉您，说这话的人不是亨廷顿，而是美国著名的海权论者马汉，您是否感到吃惊呢？这位美国海军将军是在19世纪90年代写下这个句子的，他用东方的觉醒以及对西方的挑战来论证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正当性，在这位海军将军看来，崛起的美国即将承担起为西方文明开创未来———用中国式的表述就是“为万世开太平”———的重任。
从文明角度思考全球问题，是西方的一个传统，它反映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自觉意识。比较起来，亚洲的自觉要比欧洲晚得多。马汉在19世纪90年代看到了亚洲的觉醒，也诚如他所观察和预言的那样，亚洲的觉醒成了20世纪的一个主题。不过，马汉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亚洲在觉醒，那么“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的问题，就很难完全由美国来解决，事实也正是这样：亨廷顿在100年后再次提出了“文明冲突”的问题。当然，隐藏在其论说背后的忧虑是类似的，亨廷顿说：“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过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进入21世纪，亚洲觉醒和崛起的势头更加难以阻遏。那么，亚洲是否也将面对美国崛起之初马汉所提的那个问题呢？亚洲是否也在东方－西方二元的框架中规划自己的未来呢？
享有国际声望的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写过一本名为《亚洲人会思考吗？》的书。如果说亚洲陷入了上述二元的逻辑，那么我要说，亚洲人就不会思考。原因在于，亚洲是复杂和多元的。当人们说欧洲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指一个整体，是与现代化、基督教和民主宪政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而在提到亚洲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个地域，一个由多元文明拼接起来的广袤地域。欧洲总是将挑战简化为内部问题，是一个将少数异质的东西融合进来或排斥出去的问题，比如“漫画风波”虽然引起了欧洲的不安，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内部的事件。而亚洲面临的中心问题历来就是如何相互融合，如何建立起认同和共识。亚洲面临的挑战总是外部问题，是文明间问题，具体表现为几大文明体系的相互融合，彼此容忍，即使与西方的关系，也是一样，亚洲的现实从来不是“一对多”，由我主导，而是“多对多”，其特性在各个主体的互补中浮现。
这个前提构成了亚洲学会思考的起点。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亚洲实现崛起将开创文明融合的新的想象空间，其崛起将以文明间的融通、对话和共存为定义。亚洲不能被诱惑通过塑造共同的外部敌人来建立认同，而是要以文明和解的精神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挑战，一句话，亚洲的未来取决于文明的和解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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