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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险峰
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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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iPod在中国的代工厂被曝光工人每天工作15小时，而基本工资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线30%。这则报道与以往被曝光的如耐克等全球品牌压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新闻如出一辙，它们的品牌诉求的阳光、健康、年轻、有活力等形象元素在这样的新闻面前黯然失色，这是欧美媒体对此关注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来自于，虽然中国或其他制造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为全球货架提供了足够廉价的商品，使得购买力不断上升，但它也同样使得发达国家工人就业率下降，进而影响到国内政治格局。
廉价劳动力几乎为中国贡献了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珠江三角洲，父亲一辈二十年前就拿四五百块钱的工资，二十年后，儿女一代还拿同样的工资，只是可能从生产绒毛玩具变成了生产iPod——中国的代工厂已经有能力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单位产品的利润也远高于二十年前，但显然这并没有体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上。
企业主从自身利益出发，永远希望享受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好处。低薪和低薪发展而出的“虐工”问题的解决还须依赖公共管理部门的努力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设立“最低收入保障线”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公共管理部门有没有动力来扭转制造业低薪的现实。目前来看，公共管理部门很显然是更看重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好处：与企业主一道继续维持劳动力价格优势，保持本地企业竞争力；而对于公共管理部门的自身利益来讲，税收的增加和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几乎是政绩的全部。在GDP指标作为衡量政绩标准的情况下，公共管理部门在公平与效率间当然更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
从“效率”角度来看，低劳动力成本也并非是唯一选择。公共管理部门如果眼界放长远一些，会发现应该到了给农民工提薪的时候了。
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给企业主施加压力，对于以来料加工为主的低附加值高能耗企业来说，一方面是将之向劳动力使用成本低的地区迁移，另一方面利用现在厂区发展新的高附加值产业，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不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逐渐削弱对这些企业的依赖，完成企业布局升级是早晚要做的事。这方面的先例是长三角某市，其在2005年左右缺电高峰期其实并不缺电，但为城市长远规划考虑，利用限电政策，将高能耗企业迁出，一心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迁出，这是经济规律。
只有完成这样的企业布局升级，才有可能提高劳动力质量，而一个地区有这样的需求，才会形成一个高端人才的市场，继而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另外，还需要公共管理部门未雨绸缪的是：不能乐观地以为劳动力市场可以源源不绝地提供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至少有两方面并不乐观：一是随着农民收入提高，外出务工的收益在扣除越来越高的成本后，与当地务农的收入越来越接近时，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力会降低，而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愿从事低效体力劳动的农民也会逐渐增加，这都影响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二是中国的人口结构极其不合理，老龄化严重，青年就业人口比例过低，相比之下，印度等国家虽然人口压力比中国大，但就业人口多——任何时候，就业人口都意味着生产力，而中国的就业人口与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是不合比例的。
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其实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总量和素质都面临着考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共管理部门应该想得更长远一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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