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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刘廷富的故事
刘廷富满心欢喜。作为成都远郊山区的一个农民，他的生活从未像今天一样充满无限可能。
半年来，生活的变化甚至让他觉得措手不及：家里的两亩地通过出让经营权流转到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固定获得800元地租；自留的3分地可以收获一些口粮；集体经济组织赢利后将按合同给他分红；夫妻俩在金堂和成都市里打工每月可收入1200元；一家三口全部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一个月前，刘廷富搬进了村里统一新建的聚居点，在新的两层小楼里享受免费配套的沼气池、水、电、有线电视、电话等设施。
随着这些变化产生的支出和收益分别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担保，他贷款1万元用于修建新房；镇里按人头共补贴1.5万元。
在家庭经济账的计算上，即使是地球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也不会比中国的农民算得更清楚。“镇上提出6条政策鼓励我们集中居住，算来算去，我觉得这种办法是最适合我”，刘廷富说，“居住条件改善了，打工没了后顾之忧，这笔账无论咋算都划算”。
刘廷富不是孤立的。他是金堂县又新镇祝新村即将或已经搬进新建集中居住区的300多农户中的一个。这些农户约占全村农户的50%。出于对现实生活的种种考虑，村里其余的农户没有搬迁，他们继续居住在祖辈留下的宅基地上。但在不远的将来，他们最终将搬迁到镇上规划的集中居住区。
农民为什么要搬到一起住？如果没有新祝新公司的出现，这是刘廷富们永远无法遭遇的生活。
外部变化：规模农业需要集中土地
从0发展到50%之前，祝新村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是去年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新祝新公司的成立。祝新村是金堂县较偏远的一个村，农民完全依赖祖上传下的3500多亩土地为生，全村人口2552人，总户数714户。这个长期以自然、半自然传统农业为主的村落没有特色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长期无法改善，以常规的扶贫方式难以实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彻底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镇上决定引导村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新祝新公司，该公司从事现代农业开发、土地流转、农业服务业等，实行“村企合一”。当地工商部门干部卿烈军出任公司总经理，村支书任公司监事长。按设想，公司的经营模式是：村民把土地以经营权入股的形式交给新祝新公司，新祝新公司或自营或对外引进大宗农业产业化项目，并把收取的地租和产生的红利按比例分派给农民。与此同时，农民把自己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外出务工，也可以选择到新祝新公司和其他土地经营者的公司里打工。
祝新村村支书为记者算了笔账：村里青壮年大都出去了，剩下的老幼妇孺大春种水稻，小春种油菜，1亩地刨去化肥、种子，一年收入约500元，现在新祝新公司每年每亩保底支付400元，还将支付红利，而且劳力全解放出来了，“随便打点工都是增收”。
这样的收益账显然比种玉米、麦子、红苕强得多。但是，几千年来习惯散居的农户、分散的地块对新祝新公司来说是一个极大障碍，而且，农户是否愿意离开土地也是一个难题。卿烈军说，如果一户人家占着一块飞地，很可能使周围数百亩土地无法打包出租。他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现代化的规模农业需要集中成片的土地，土地从哪里来？
一位在该村包下上千亩土地种植药用植物青蒿的老板事后告诉记者，“如果当初没有成片的土地，这个项目不会落在祝新村”；定于8月动工的正大集团14万只蛋鸡现代化养殖场看中该村，土地也是原因之一……显然，在耕地紧张、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必须实现土地的集约经营。
“土地是农民的根，要让农民自愿把土地经营权转让出来，就必须把眼前的、未来的种种利害亮给他们看。”又新镇党委副书记刘勇向记者回忆，镇党委第一次开会讨论时，书记李远宽就拿着市委文件反复强调涉农问题切忌简单粗放，必须尊重群众意愿，把事情做细致做扎实，“这项工作本身体现了‘三个集中’，要是因为工作方法问题把好事办成坏事，只能说明我们太笨”。
酝酿：集中定居民主集中
很快，镇政府利用土地整理的契机制定了一些政策，鼓励村民把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新祝新公司，同时指出，农民可自主选择是否集中居住。之后，镇领导和工作人员几乎把全村700多户人家全部走访完，就为征求群众对集中居住的意见。李远宽说，“流转土地的好处，农民都算得出来，主要还是出于对安居乐业的担心”。走访中，农户最担心的问题包括：新祝新公司垮了咋办？租金能拿多少年？集中居住点选在哪里？
针对这些疑虑，镇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反复告诉大家，新祝新公司事先会收取租赁者的大额押金，并且每半年发放一次租金，就算亏本了，保底400元/亩的租金仍会一分不少发到村民手头。刘勇分析说，“即使有经营者出现困难，公司也有充足的时间，在保障农户利益的情况下，找到其他经营者”。再说，村民到公司务工，按1个人1月500元的工资算，一年在公司上10个月班，就有5000元。
最令又新镇政府高兴的，是他们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帮助群众恰当选择住址的过程。李远宽说，“根据市县有关精神，镇党委着力把民意贯穿到整个决策中，包括举行多次村民大会、举行投票等等。这个过程中，镇政府决不拍脑袋！”
之后的半个月里，镇村组党员干部和国土所干部分成18个组入户征求全村每户村民意见，根据多数群众意见梳理出7个点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当天的大会上，村民们争论得十分激烈，各有各的说法，无法形成一致。“投票！”村支书一声令下，抬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投票箱。当天，筛选出5个点位。
在县委领导帮助下，镇政府拿着这5个点位邀请川大环境保护学院的专家教授、市县规划建设部门的专家逐一论证，又筛选掉1个点位。最后经村民大会投票表决，确定为3个点位，即白鹤嘴集中居住区和祝家沟、太尉沟聚居点。点位确定后，他们又邀请这些专家教授与市县规划建设部门专家、国土整理项目专家组一同研究，根据群众意愿和实际情况，制定了集中区建设规划。
参与环境评估的一位四川大学环境保护学院教授这样评价白鹤嘴集中居住区：规划合理、依山傍水、风景秀美，“充满了诗意。这么漂亮的地方，一定要建得让大多数人满意。”
决策一：
补助政策民意为先
李远宽说，“补助政策对农户来说，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利益，怎么补、补多少，关系到事情的成败。”他介绍说，一开始，镇政府就决定补助政策要和群众“商量着来”。
集中居住的点位确定后，镇政府开始拿着初拟的补助政策走进农户征求修改意见。果然，村民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
有人提出，白鹤嘴集中居住区离镇子很近，各项生产生活成本会有所增加，但白鹤嘴集中居住区的居住补助和另外两个聚居点一样，都是5000元。“补助额一样，不利于鼓励农民到集中居住区安家，而且容易产生纷争”。于是，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由县上出钱，该镇每个到集中居住区居住的农民都将获得3000元额外补助；那些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土地交给公司经营的农户，每人补助10000元。
新事物要被接受总是很困难的。要村民一下子接受集中居住、规模经营也不例外。村民朱祯蓉最大的疑虑是，“让我搬新房，沼气、水电都弄好，还倒给我钱；把地转给公司，收了租金还能分红利。哪有这样的好事！”朱祯蓉有几分地横在两块土地之间，两块土地无法连接，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新祝新公司很着急，找到李远宽去做工作，“李书记一开口，我就挡回去了，那些东西太远，我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几次磋商都没有结果。
这时，恰好有几位在外务工，不愿回村居住的村民来咨询政策，镇上当即按照政策给予他们每人10000元的补助。这个消息可把朱祯蓉们镇住了。一时间，农户纷纷和新祝新公司签订合同，其中自然少不了朱祯蓉。在建房过程中，他又提出，暂时无法筹措到建房资金，经过镇政府与新祝新公司协商，由新祝新公司提供担保，村民可向当地信用社贷款。为了确保贷款的安全性，新祝新公司在担保时均以村民分红等做担保，从而降低了公司的市场风险。
似乎万事俱备，一些村民又提出买菜太远。考虑到村民跟土地打了多年交道，一旦放弃土地会有一些不适应，镇上专门规定给到集中居住区的村民划分3分菜地，“这样一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村民生活成本升高的难题，也让部分村民彻底打消了疑虑。”朱祯蓉告诉记者，“这就安心了，这件事无论怎么算，都不会吃亏，我当然愿意。”
据了解，在该镇确定的3个集中居住区中，白鹤嘴紧靠镇中心，距离田地最远，选择在这里定居的132户农民对土地依赖性都不强，有些甚至早已离开土地。村民成兵就是一个例子，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把地让给别人种，自己掏钱负担农业税，“以前一直在镇上租房住，还要负担农业税，现在土地流转了，不仅可以收租分红，还能安心在外面做生意。既然这次选择到白鹤嘴安家，我就不会回去了。”目前，祝新村自愿到场镇集中居住区的达132户，到两个聚居点的有240户，总户数达到372户。到上周，首批264户村民住房已基本建成。
村民孙平跃属于不愿意搬迁到集中居住区的另外50%。昨天，他对记者说：“我的房子才修了两年，花了3万多元。要是搬到集中居住区，按政策镇上补贴2.5万元，我还亏5000元，而且还要花钱修新房，不划算。”对于不愿意搬迁的村民，又新镇毫不勉强。
按照刘勇的分析，不愿意到集中居住区的农户包括3种：一是对土地依赖性强，执意在土地里刨食的；二是年老体弱，无法获得打工收入的；三是近两年刚刚新建了房屋，舍不得拆掉的。刘勇认为，尊重这些群众的意愿，也是使“三个集中”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原因。据卿烈军介绍，这些不愿意搬家的农户，也有相当部分把自己的土地流转出来，交给了新祝新公司，“不搬家也可以流转土地，这使群众觉得选择面更宽。他们更愿意在一个自由的、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作选择”。
据悉，前前后后，镇上和村上一共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出台了6条政策，一是进入白鹤嘴集中居住区居住的农户，每人补助8000元（5000元在国土整理专项资金中补助，另外3000元由县上补助）。二是进入聚居点建房的农户，每人补助国土整理专项资金5000元。三是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土地交给公司经营的农户，每人补助10000元。四是建房资金不足的农户，每户可由新祝新公司担保向信用社申请部分贷款。五是集中居住的村民可由集体就近统一调整土地，划分3分菜地自种。六是不愿搬迁的村民可暂时不动，如今后要新建房，则一律到集中居住区和聚居点建房。“今后肯定还会根据群众需要出台一些切合实际的措施。”
决策二：
建房规划民主集中
根据2005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份报告，传统的农村住宅在建设形成过程中，由于受历史条件、经济水平、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若干问题。功能缺失，配套建设档次低，胡搭乱建是其中之一。
李远宽说，农民修建房屋缺少统一规划，存在着诸多隐患，容易引发矛盾纠纷，成为建设和谐农村的障碍。比如，传统的农村住宅由于对道路、水路、电路等没有统一的规划，致使农户各自为政，常常导致道路、水路阻塞和用电、供水等事故，容易引发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邻里矛盾和纠纷，而且难以处理。
针对这种情况，集中居住区的农民住房实行统规自建，由农民自主选择套型、自由组合招标、自备建房材料、自请有资质的建筑队进行修建，政府不再“大包大揽”。李远宽说，采取这种方式，既尊重了群众意愿，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强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还保证了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安全，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建筑成本。经测算，集中居住区和聚居点的农户建房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300元、350元左右。
“但农村的实际是，目前的居住环境再差，新的集中居住区再好，要是修建方式不合适，一样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李远宽说，为设计出农民满意的住房户型，村委会印制了调查表，针对建筑面积、建筑风貌、住房套型等设立了多个选项供群众选择，最终设计了两楼一底、三楼一底、四楼一底等6种住房套型以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房屋外貌根据当地传统，设计成村民喜欢的“白墙、红瓦、翠竹”的川西民居风格，同时考虑到村民增收，将白鹤嘴集中居住区房屋一楼设计成了商业门面。
“商业门面卖好多钱、卖给谁……开始我们心里也打鼓。价高了，买的群众不满意；低了，没买到的群众不满意。”李远宽说，镇上开会一商量，政府只求按成本收回投资。干脆，商业门面一律实行统一竞买，底价是政府修建的成本价，高于这个价钱的，按“以高补低”的办法，按中标价比例反补给所有竞买门面的农户，降低农户购置门面的成本。同时，成立由村民代表及镇、村干部参加的竞买工作小组和竞买资金监管小组，竞买资金实行封闭运行。
“凡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问题，包括居住点、补偿、修建方式等等，我们都和群众进行充分协商，把他们的意见采纳到决策中来，这是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李远宽说，往往一些事情办砸了，不是群众抵触，而是政府的政策不到位、是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事实上，只要尊重群众意愿，凡事征求群众意见，并从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设计政策、推动实施，就可以顺利推进并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李远宽深有感触。
记者在金堂采访的几天，搬家的村民个个都对未来充满期望，而留在原居住地的村民也都心态稳定。一些人安于老家，一些人正筹划着不远的将来搬到新集中居住区。成都远郊区有许多散布在丘区的村落，其中，不少乡村的情况与祝新村类似，在推进“三个集中”的过程中，群众是否满意将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方面，祝新村灵活扎实的工作为各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专访金堂县委书记何立斌
最大的决策科学是尊重群众
金堂县委书记何立斌关注了祝新村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全过程，昨天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成都商报：又新镇的决策过程有什么可以总结的？
何立斌：我认为，镇上的政策之所以得到群众拥护，首先是决策过程很合理，其次是基层干部实施得很扎实。必须强调的是，程序的合理为决策的科学提供了保障。又新镇首先通过广泛调查了解了群众意愿，其次是根据民主集中原则缩小决策范围，再通过专家验证其科学性，最后再由群众拿主意。这种民意-集中-专家-民意的思路非常清晰，也很科学。这种科学性就体现在对群众意愿的尊重以及对群众利益的实事求是。
成都商报：就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来说，尊重群众意愿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立斌：首先是有成立新祝新公司有利于发展农业产业化、带领群众致富这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必须在补贴政策的设计、居住点的筛选、户型和建房方式的安排上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权。这些政策都结合了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普遍意愿保持了一致。
以民为本的决策过程和细腻扎实的工作作风可以说是祝新村的最大经验，这些经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祝新村的事实再次证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的成败关键，在于我们为群众考虑得是否周到，群众的意愿是否最大限度地体现在我们的政策中。
成都商报：这个过程中，镇政府最值得肯定的是什么？
何立斌：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这件事上，镇政府的工作作风值得肯定。特别是在涉及到农民群众利益的时候，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把群众意愿放在第一位，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最终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如何让农民体验到眼前的利益、看得到将来的利益，是调动农民积极参与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我们推动城乡一体化、解决好“三农”问题能力和水平的考验。也只有牢牢把握这些原则，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戈 周前进 采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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