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永不瞑目》时被那一幕深深地震撼，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好好地写一写，我们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都来加入这个队伍，越多越好。”

　　一走进王茜的办公室，她就用一脸灿烂的笑容和爽朗的话迎接了我们。

　　40岁的王茜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要小，在齐眉的刘海和马尾辫下，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还没开始采访，她就拉着我们品尝她的茶道手艺，随着四溢的茶香，王茜打开了话匣子。

　　王茜出生在青岛，很小就跟父母一起来到烟台，这个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有着活泼独立的性格和不服输的劲头。王茜做过很多工作，三年前，她在烟台拥有了自己的七彩虹艺术培训学校。

　　“我记不住最早什么时候知道有捐献眼角膜这回事了，可能是看电视看报纸知道的吧，说实话，最开始真没觉得捐献这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王茜说，真正触动她的是一部电视连续剧。

　　2000年，电视连续剧《永不瞑目》在国内热播，王茜是忠实观众。当时，电视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女主人公将因缉毒牺牲的未婚夫的眼角膜捐献给了一名大学生，正是这个情节深深打动了荧屏前的王茜。“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事离我并不遥远，好像就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样。”王茜告诉记者，就在那个时候，想要捐献眼角膜的想法第一次在她的脑海里清晰地出现了。

　　“七彩虹”里有很多学艺的孩子，王茜发现，里面有不少都是近视眼，有的年纪很小就顶着副大眼镜，唱歌跳舞都是障碍，王茜很替他们着急。去年秋天，她找到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打算搞一个活动，让孩子们蒙上眼睛体验几天盲人的感觉，学会珍惜视力、爱护眼睛。活动虽然没搞成，王茜却再一次意识到眼睛对一个人的重要。

　　“为什么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呢？”她在心里问自己，就这样，王茜下定了决心：捐献眼角膜。

　　我尊重和理解那些不愿意捐献的人，但我会努力让更多的人加入捐献的群体

　　从决定要捐献眼角膜开始，王茜就开始忙活两件事：一是四处打听哪里可以办理捐献手续，二是有机会就当起义务“推广员”。

　　“朋友聚会闲聊的时候，我就和大伙儿说捐献眼角膜的事儿，问问大家都是怎么想的，一来二去的，我都快成宣传员啦。”王茜笑着告诉记者，让她感到欣慰的是，有的朋友和她的想法不谋而合，有的朋友在她的“鼓动”下也动了心思。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王茜的想法，和朋友交流时，王茜也受过不少“打击”。

　　“有个朋友刚听我一提就摇头，说把自己的眼角膜捐出去尸体就不完整了，她绝对不会这么做，也有的朋友说我操的心有点多。”这些话王茜觉得挺正常：“在我的生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我的器官还在帮助别人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高尚的事。说得实在一点，人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早一点签了这个合同，我就能早一点安心。”

　　“当然，我不是想让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每个人的生长环境、工作氛围、观念意识都有很大的差异，我理解那些不想捐献的人，也尊重他们的选择。”王茜说，人做善事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捐款捐物，有的人捐助失学儿童，有的人捐献器官，虽然方式不同，但结果都是好的。

　　可能我属于思想比较活跃的那类人吧，王茜说，既然可以帮助别人，又对自己没有什么伤害，干嘛不去做呢。

　　看着蒙着眼睛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我受不了了，跑去问大夫：如果可以，就把我的眼睛换给他吧

　　在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战壕里，肖剑英可以说是王茜最坚定的“战友”。如果说王茜的想法是来自对外界的感悟，肖剑英的决心则全部来自她的亲身体会。

　　36岁的肖剑英是“七彩虹”的一名礼仪和市场营销教师，老家青海的她已经在烟台定居多年。2000年，肖剑英的丈夫因为视网膜脱落需要接受手术，住院那段日子，丈夫的眼睛被蒙了起来，世界变成了一片漆黑，这个七尺的汉子感觉到了绝望。丈夫手术完回家时，什么都看不见，跌跌撞撞地在屋里摸来摸去。丈夫问肖剑英：“要是我看不见了，你能照顾我一辈子吗？”那一刻，肖剑英差点哭出来。在医院里，她跑去问大夫，能不能把自己的眼角膜给丈夫，只要能让丈夫重见光明，她愿意付出一切。

　　陪护的那段日子，肖剑英接触了很多眼疾患者。有一个栖霞男青年在摘苹果时被树枝扎了眼睛，开始没当回事，后来突然看不清东西了，到医院一查，大夫说可能保不住了，人当时就蔫了。“我每次走过他身边，都能体会到他的心情。那些病人对我的触动实在是太大了，从那时开始，我就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眼角膜捐出去，说句实在话，人死了，一把火烧了多可惜，为什么不能留下一些东西来帮助别人呢？”

　　三年前，肖剑英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肖剑英的家人和病魔斗争了整整十年。

　　“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母亲那次做手术的情景，那场手术整整做了14个小时，母亲要输血，我们去中心血库找了三次都没有找到。”时至今日，肖剑英谈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沉重：“在医院，我目睹了太多的痛苦，我知道健康的身体和器官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的财富。”

　　现在，走到街上看到采血车，肖剑英多半会上去献血，9岁的儿子只要看见了她拿回家的献血证，就会天真地问：妈妈，你是不是看见电视上又有人缺血了？

　　“不止是献血、捐眼角膜，我也想捐骨髓。有一次看电视上播放一些白血病患儿的消息，本来说好要捐献骨髓的人突然又改了主意，我们没法指责他们，但是真的替那些孩子难过。”

　　“留一双眼睛在看世界，是多好的一件事。”肖剑英如是说。

　　目前烟台市尚没有接收眼角膜捐献的单位，王茜想建“爱心俱乐部”：多影响一个人都是进步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捐又不知道去哪儿捐。”

　　因为工作太忙，对这个领域又很陌生，王茜一直托朋友多方打听，还上网查了很多相关的消息。忙活了一圈下来，王茜沮丧地发现：在烟台市找不到可以接受捐献的地方。

　　昨日上午，记者与烟台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根据《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的规定，申请遗体捐献接受工作的单位，应当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开展遗体捐献接受工作的资格后，才可以开展遗体捐献接受工作，目前，烟台市尚没有医院提出申请，没有接受捐献的单位，红十字会也就没法接受市民的捐献。”红十字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也有市民找到红十字会提出要捐献眼角膜，但由于没有可接受单位，红十字会也感到很遗憾。

　　一组统计数字显示，尽管每年全球完成超过50000例角膜移植手术，但是需求远远不能得到满足，我国目前有超过200万角膜盲患者，每年得到角膜移植手术的机会极低。

　　“据我了解，烟台市每年至少需要300—400只眼角膜，一边是病人在等，一边是捐献无门，在捐献者和等待者之间缺少了一条必要的桥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医院也在偷偷地进行角膜移植，病人需要等待，一旦有了角膜医院就马上通知病人来做手术。

　　记者从一位眼科医生处了解到，医院购置的角膜多是来自于外地，由于角膜的稀缺，很多时候就是想买也买不到，等待中的病人有机会接受角膜移植的概率大约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之间，很多病人等不到可以移植的角膜，病情被耽误，就可能终生失明。

　　“眼库的建立对硬件软件的要求都很高，我们也一直在和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希望能早一天实现捐献者的愿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烟台市红十字会也接受上门捐献眼角膜者进行登记，将来一旦有了接受单位就可以根据规定进行操作。

　　找不到捐献的地方，王茜又有了新的打算。

　　“社会上像我们这样的人肯定还有很多，大家也都找不到捐献的途径，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建立一个组织呢？”王茜说，她们正考虑建立一个专门以无偿捐献者为会员的“爱心俱乐部”，有捐献想法的人、关注这个群体的人、愿意传播这种观念的人都可以加入“爱心俱乐部。”

　　“哪怕我们多影响了一个人态度，多改变了一个人的想法，多赢得了一个人的加入，也是一种进步。”王茜笑着说。

　　如果你也想捐献角膜，或有类似的经历，或想就本篇报道发表自己的看法，请联系我们。

　　记者热线：13589812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