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的收入。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些许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

　　易中天文化现象的讨论的某种偏颇，向我们说明的另一点，是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问题是，害怕如易中天这样的学者的僭越，甚至不允许这种的僭越，成为了某种公共心态之一，而在这种心态中，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来自某些知识分子自身

　　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严谨的分工，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易中天这样学者的僭越。这样才是我们文化包容与丰富的表现之一，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之一

　　易中天教授在央视的“百家论坛”节目中大话“三国”，拥趸甚多，“易粉”、“乙醚”簇拥，节目热播，热力始终不减；以此讲演稿写成的书稿，以260万元人民币几乎天价的价格被出版社竞争，更成为了一种新闻。于是，赞扬易中天不多而是太少的支持者、认为易中天是电视忽悠出来的怪胎是史学界的悲哀的反对者以及疑惑者，兼而有之，众说纷纭，成为了继刘心武在央视讲“红楼”而纷争不断之后的又一文化热点，成为了颇为瞩目的文化现象。

　　作为反对和疑惑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教授不搞学术研究，而热衷大众传媒，这样的学者明星化到底应不应该；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甚至如易拉罐的快餐式文化特征、无厘头的轻松方式，是不是误人子弟，是不是学术的堕落。

　　其实，早在罗素在世的时代，英国BBC电台就曾经邀请罗素做通俗哲学演讲的节目，每次40分钟左右，而且也是给予罗素一大笔报酬的。BBC不仅邀请罗素，同时还邀请许多当时的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加盟，都一样给予很不错的报酬。我不清楚，当时罗素是不是也同我们这里一样，遭遇反对和质疑。但我清楚，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的收入(有人细心算出，易中天三本说“三国”的书出齐，能够有500万元的收入进账)，远远超出以往知识分子面对一盏枯灯、数卷残书那种清贫却也要坐怀不乱的传统形象的模式，便更加不能够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所接受。因此，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些许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

　　易中天文化现象的讨论的某种偏颇，向我们说明的另一点，是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似乎学者就应该关在书斋里，读者就应该读他深奥的书而不必见他的人，尤其不要见他在电视这样似乎只能是超女亮相的媒体上出现，而普通百姓天生就应该和学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必要让喝惯了凉水和杂碎汤的胃去饮一杯加了冰块的鸡尾酒。问题是，害怕如易中天这样的学者的僭越，甚至不允许这种的僭越，成为了某种公共心态之一，而在这种心态中，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来自某些知识分子自身。

　　在有些人看来，知识分子从来有看不起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这样越来越受到大众追捧的大众传媒的传统。知识，成为了知识分子清高的盾牌和面纱，是对抗金钱而涂抹在脸上的一抹耀眼的腮红。其实，与传统的大众文化样式相比，以电视为领头羊的大众传媒，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与普通大众以及与文化市场的双重衔接，使其与原有的社会文化机制与体制都发生了显著或微妙的变化，才会出现如易中天教授这样的人物和他的“三国”的现象，并且如此惹人眼目。毋庸讳言，由于大众传媒和市场的双重介入，使得易中天教授名利双收，而且收得是那么快捷利落和丰盈，这让一些人不适应，不舒服。其实，易中天教授和他的“三国”，既满足了社会文化消费心理和需求，使得学术大众化、普及化，也同时蔓延出了他学术研究的堤坝，而使他自己获得了相对自由自主的广大空间，无论对于学者，还是对于普通读者、观众，这不都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吗？

　　由易中天教授现象，引出我这样的一种想象：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这样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样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的学者；如果你既能够作出这样大众文化的样式，又能够搞出你的学术研究成果，你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如果你志趣并不在这样的大众文化的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默默耕耘，以求得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你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的三种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可贵的。我们需要严谨的分工，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易中天这样学者的僭越。这样才是我们文化包容与丰富的表现之一，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之一吧？

　　(作者为《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