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
“三大”中央局秘书实为罗章龙
黎显衡向记者透露了他们在调查中共三大旧址时的一个重大发现：“三大”中央局秘书实为罗章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的毛泽东是秘书。
“三大”中央执行委所选的秘书是谁？以前也说法不一。但后来发现，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理由是：该文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 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而罗章龙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在罗老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
但当黎老当年在一次调查情况时，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制件给罗章龙看，他忽然“醒悟”说，“是当年中共的文件，内容及字体都是我写的，委员长的签名，是陈独秀本人用英文签署的T.S.Chen,顺译是陈独秀”,秘书长的签署，是我用德文签署的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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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顺译是罗章龙”。原来，当时大家都没想到罗章龙会用德文来签名，所以请英文专家来鉴定这个签名，结果无法鉴定出这是谁的手迹。就在这偶然的机会，罗章龙想起来，当年，中共中央确实有“委员长”之称，而委员长签发文件，要秘书长副署，证实了当年党章所规定的“本党一切函件均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记载。
以上种种说明，“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发出“中央通告十三号”时仍是罗章龙副署。毛泽东是否担任过秘书，什么时候担任，而罗章龙什么时候不任秘书，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会址遗迹为何不复原？
据了解，在中共三大会址确认后，最终确认的方案是，对旧址不进行复原，而是做回填性、覆盖性保护。划定近百平方米的地面，作为遗址展示区，介绍三大的背景、当年会址建筑物的图形等。
为何决定对遗址做回填性、覆盖性保护？黎老说，由于中共三大的旧址，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没有相关的建筑图纸，如果要重建的话，只能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来建，这样一来，重建后的旧址就极有可能会不准，会走样。
而与此同时，经过多方科学考证而确定下来的、最有价值的遗址——仅存的墙基，也有可能在重建时被毁坏。“在一个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遗址上，重建一座无法考证的仿旧物，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中共三大’的会址遗址决定不会复原。”
此外，由于找不到文字方面的材料，即将要展出的春园内布置，也只是根据历史的推断及个别代表大概估计而设立的，这是一个遗憾。
“三大”会址曾是党史一个谜
“1922”是寻址路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当时广州东山举行，但会址究竟在东山哪个地方，史籍和档案均无记载，一度成谜。其实，中共三大之所以选在东山召开，是因为当时这里地处郊区，偏僻幽静，周围是荷池、鱼塘、蕉林、菜地，人烟不多，有利于保密。
“1922”是逵园标志
为了弄清“三大”的确切会址，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以黎显衡、汪杰等5人组成的调查中共三大会址小组。
据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时任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工作人员）黎显衡介绍：1972年10月13日，年逾七旬、尚健在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被请到了广州，调查小组陪同徐老在东山步行寻访了几天，走遍了可能性较大的新河浦路、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许多大街小巷，又和当地一些老居民进行过多次座谈，了解街道环境和房舍变迁情况。终于，大家认为，恤孤院路一带的旧式建筑可能性较大。
于是，他们又请徐老去实地考察，走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西北处的逵园，只见楼顶正面有“1922”的字样，徐老立即精神一振——这幢洋楼隔着瓦窑街正对的就是中共三大会址，因会议期间，他天天看到这个“1922”（逵园），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大多来自外省，都把它作为认路的路标。
从这里往南走到新河浦路22—26号（22号现为新河浦幼儿园），便是在党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园。后来，又找到了附近培正路13号——毛泽东当时经常与谭延闿商谈统一战线工作的简园，于是，这三座建筑（相距仅数百米）成为确定中共三会址的座标。
租借房子家具开会
会址的外形和内部结构究竟如何？调查小组又找到了当年曾参与建造此房的老工人——时年75岁的邓某，他根据回忆画了一张“三大”会址的草图。调查小组又请了退休的建筑工程师周某，依照邓某的草图，画了会址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再找人按图纸制作了“三大”会址模型。
当年，会址是一幢两间两层相通的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普通房子，东临恤孤院路，北隔瓦窑街与逵园相对。建筑呈正方形，长宽各约20米，高6米。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是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借来的，十分简陋，室内没有电灯、自来水、浴室和厕所。二楼两间是宿舍，间墙只有半截，顶上没天花板，仰视就能看见瓦，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
地下的南间比北间稍大，做会议室，墙壁没有挂马克思、恩格斯像，也没有挂党旗，楼底的中部吊了一盏煤油灯。会议室中央放了一张已褪色的长餐台。台的南北两端，各放置一张小方凳，分别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席位。开会时，代表们挤在狭窄而没有电风扇的房子里，时值暑天，空气闷热。
中共三大
●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
● 出席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向警予等30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 大会讨论并决定与国民党重新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其改造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 提出了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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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为贯彻“三大”路线，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参加国民党“一大”，协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旨在消灭反动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等等。
文献原件由前苏联移交
馆长卜穗文告诉记者，展品中特别重要的“三大”档案有28件，为中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文献仿真件，这批复制文献采用的是最先进的仿真技术，由中共中央档案馆委托专门的工厂制作而成，从外观上看与原件并无二致。均为首次对外公开。
卜穗文馆长说，关于中共“三大”的文献原件，还有着一段故事。据说当年因国内保管条件有限，不少相关的文献原件被送到前苏联保存了起来，另外还有少部分被收藏在上海一秘密档案保存点里。上世纪80年代，相关文献原件又再由前苏联移交给中央档案馆。而这些档案一直秘不外宣，绝少公开。
部分展品介绍
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仅有四页。首页写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标题，四周画了装饰花纹，十分简朴。下部分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的字样，时间为1923年7月。第二页罗列了十一个目录，包括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等。其外两页为具体内容的第1页和第20页，其他内容无法看到。
2 《中国共产党致电，慰问被捕同志》
文件十分特别，全文用的是英文，短短十几行字，既表现对被捕行为的愤怒、又表现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9
3 《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区执行委员会五月五日报告信》、《关于五月份几个纪念日的报告信》
侧面反映了中共三大后，广州相应工作情况。这些报告用钢笔写成。
4 1923年绘制的会场附近平面测量图
据了解，由于我党经费有限及出于安全、安静等方面的考虑，广东区委在中共中央驻地春园的后面，租了一间两层楼的小房子，作为会场。会场周围的环境如何？1923年的8月，有关人士绘制了一个会场附近平面测量图。
5 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
大会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集中在黄花岗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这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在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式唱《国际歌》，就是从三大开始的。
6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文物复制品：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当年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而通过。该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7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录会场发言
展品中一张照片记录了当年会议期间，代表马林速记的发言。因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代表们为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马林速记了代表争论时的发言，有各种意见。
门票最高5元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开放时间为周二~周日（逢周一休馆），9:00～16:00。
票价初定为成人5元；学生、教师、省美协会员、残疾人士、60～65岁老人（限广州地区）：凭证件3元；未成年人、现役军人、博物馆学会会员、博物馆系统员工、65岁以上老人（限广州地区）则凭证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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