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国文”，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之前，“语文”被称作“国文”。

　　查找有关资料，“国文”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和《中学国文读本》。而此前，即1906年，则叫做《中国文学教科书》。这可以说是早期中学“语文课”的雏形，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母语教育独立设科。

　　回过头我们可以看看海峡的另一边——台湾。虽然历史造成了两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达半个世纪的阻隔，但台湾一直沿袭了“国文”的称谓。当下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者与大陆的《高中语文》课本相似，后两者则大陆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台湾地区的中学国文教材不收外国翻译作品。而大陆的语文教材，以目前使用量最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平均每册约有3~4篇。

　　那么，从“国文”到“语文”，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在笔者看来，“国文”本身暗含着对自己母语的一种自觉的体认。“国文”“国文”，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

　　但“语文”好像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它可以指原生态的母语作品，也可以指用母语翻译过来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品。总之，与“国文”相比，它缺乏对母语的一种自觉体认，无法诉诸于我们的情感和心灵。因此，两者无论是在符号学，还是语义学上的内涵都不一样。

　　如果做进一步分析，两者的区别还牵涉到对母语课程不同的价值认定。

　　先说台湾地区1995年颁布的国民中学（初中）国文课程目标：

　　壹、体认中华文化，厚植民族精神，培养伦理、民主、科学观念，激发爱乡爱国思想。

　　贰、培养积极创造之思考能力及民胞物与之开阔胸襟。

　　叁、继续学习标准国语，加强听、说及讨论之能力，养成负责之观念及良好风度。

　　肆、明了我国语文之特质，增进阅读、写作之能力，及欣赏文学作品之兴趣。

　　伍、明了国字之结构，正确使用毛笔字及硬笔书写楷书或行书，并培养欣赏碑帖之能力，陶冶高尚之情操。

　　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体认”、“厚植”、“民胞物与”、“国字”……可以见出，课程制定者突出强调了“国文”中“国”的自觉意识。尤其是“国字”这个称谓，将汉字这一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字地位提高到一个与国家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的高度。其态度之坚决彻底，立场之鲜明坚定，甚至从课程标准的序号标示上都能体现出来：不用我们通常所用的阿拉伯数字“1、2、3……”，而严格采用汉字的“壹、贰、叁……”。

　　而在台湾高中课程目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第三、四条：

　　叁、研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爱国淑世之精神。

　　肆、阅读优美、纯正、励志之课外读物，增进文艺欣赏与创作之能力，开展坚毅恢弘之胸襟。

　　再看远的：1983年，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出台报告：《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在报告中提出，“中学英语教学应该使毕业生具备：

　　（1）理解、解释、评价和使用他们阅读过的东西；

　　（2）写作结构严谨、有力度的文章；

　　（3）顺利地倾听并颇有见解地讨论一些观念；

　　（4）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像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当我看到第四条时不禁哑然失笑：一个立国不到三百年的国家，严格意义上说都没有自己母语的国家，竟那么郑重其事地加以宣称和强调。但笑罢之后却又肃然：我们自己呢？我们虽号称五千年中华文明古国，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文学遗产又持什么态度？我们在自己的母语教育中把它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他出来后，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把“语文”改成“国文”那么简单。

　　作为一门课程，教材是根本。教育理念、课程目标首先是通过教材来体现的，而母语课程的教材尤其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教育部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了十几套新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和六套高中语文教材。笔者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一套教材的编写。

　　新教材比之过去，淡化了以往教材中意识形态的色彩，兼顾了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在课程设置上，变化最大的要数高中阶段。新课标将高中语文课程分成必修和选修两大块。语文必修课的学习时间是一学年零九个星期，即两个半学期，共五册教材。学生在必修课学习结束后，即进入选修课程的学习。

　　但认真思考，这样的设置似乎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我们还是拿台湾地区的教材做一个对比。上面说到，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两种是要求所有的高中学生在高中三年中必修的，《国学概要》则是供高二文科选修之用，每周两节，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概要性介绍，分上下两册。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选读，与《高中国文》一样，三个学年共六册。也许有人担心，要求现在这些伴随着网络世界和《哈里·波特》成长起来的新新一代，摇头晃脑地去诵几千年前的子曰诗云，会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对他们的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养成究竟有什么好处？

　　带着这种疑问，我翻阅了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为了便于学生接受起见，这套教材的编者将“四书”的内容重新进行编排分类。如《论语》一书分为“德行类”、“言语类”、“政事类”、“文学类”四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下面，编者又分出若干小标题。如“德行类”下面分“论道德”、“论仁爱”、“论修养”等。“论修养”下面又分出“论好恶“、“论刚毅”等。

　　这里举“论刚毅”为例。编者选了《论语》中的三句话，如“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每句话后面都有“章旨”、“注释”、“析论”三个栏目，分别对原文加以说明、解释和阐发。

　　而最别出心裁、也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每“论”结束之后的“问题与讨论”栏目。如“论刚毅”的“问题与讨论”是这样拟的：

　　1．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志向执行上有困难，是否仍然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呢？

　　2．试举出历史上三位够当得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物。

　　显然，编者在启发学生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和精神营养的同时，又因势利导地将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进一步思索社会人生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复杂的境遇，懂得如何去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把握坚持与变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生吞活剥。

　　编者还非常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如“言行”一节，选了《论语》中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一共六条有关的语录，之后问道：

　　1．“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能否举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2．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这样的问题，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立身处世、提高自我修养方面很有价值。最可贵的是，编者并不回避古今之间的碰撞，而是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的眼光去汲取古典中的精髓，重新审视和理解其价值，而不是将它看成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特别值得称赏的是，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都是开放性的，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更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或者说思考的方向，需要学生在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中自己慢慢去“反刍”，去融会贯通，使其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以及价值观和人生观。

　　我想，也许这就是上文中曾提到的美国《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中所说的——“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像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教材结构和教材内容，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当他完成三年的学习时（文科学生还要加上《国学概要》），其对母语的了解和掌握，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素养和水平的提升，与我们大陆一学年零九个星期的高中语文必修课相比，会形成什么样的差距？

　　其差距也许在于：前者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后者显然达不到。

　　追根溯源，台湾的做法其实师出有名。笔者曾见过几套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材。

　　民国高中国文从课程设置和教材配备来看，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只有一套国文课本。但这一套课本的容量之大、内容之深让我吃惊。

　　如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高中国文》。高中三年的内容依次安排为：第一学年文体示范；第二学年文学源流；第三学年学术思想。“文体示范”包括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各种体例。“文学源流”包括自清上溯至毛诗的各时代文学流变。“学术思想”包括自先秦至近代的学术思想发展概况。其字数逐册递增，其中第六册厚达614页！厚厚六册国文课本，囊括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最基本的内容，与台湾的《国学概要》的内容基本相同。

　　还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从体例到内容亦大体与之相同。

　　看了这几套教材，笔者恍然大悟：为什么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到中学兼课，在大学和中学课堂之间自由游走，用当时的话来说：“前脚出了大学的校门，后脚便进中学校门”。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其实是因为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只是大学里讲的更详尽些，中学里简要些罢了。

　　夏丐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而且，这里的‘了解’不只是通常所说的‘知道’，它比‘知道’深广得多，包含着‘领会’、‘体验’‘有在自己身上’等等意思。”

　　那么，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他出来后，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前不久，笔者去北京汇文中学查民国时期老档案，看到那个年代的学生毕业照片。尽管这些摄于半个世纪前的照片已经发黄，但照片上的少年个个神情英发，气宇不凡，令人想起《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语。

　　最近，笔者看到上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陆谷孙教授的一个讲座发言稿。其中提到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写了一部关于语言学的理论著作送给他，扉页上恭敬地写着“陆谷孙教授扶正”。陆教授哭笑不得。因为“扶正”一词本是指旧时人家正房太太死了，将下面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转为“正房”，才叫作“扶正”。这位作者本来的意思是请他“斧正”。令人遗憾的是，闹出这种笑话的居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而且还是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