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一边是拥挤在大城市中的滔滔求职人群，一边是门前冷落的小城镇用人岗位———人满为患与无人问津形成鲜明对比。有论者认为，出国留学就不回国，进城读书就不回乡，为了生活放弃事业的人多了，多得成了现象、成为气候时，“垮掉的一代”也就形成了———很不幸，很多大学生正加盟其中。（6月20日《中国青年报》）爱默生说：“时代仿佛传染了哈姆雷特的忧郁。”近些年，一种声调渐渐成为主流意识，“垮掉的一代”被论者翻来覆去地提起，可以想象到他们一张张忧虑、忧愤甚至惊慌的面孔。仿佛“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我们的大学生俨然是垮掉的一代。不过，这种论调让人生疑。

　　古希腊学者佩里克利斯说：“我们视幸福为自己之果，视自由为勇气之实。”大学生是留城还是下乡取决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在城市里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如果他们乐得其所，这就足够了。在乡村即便山珍海味、夜夜笙歌，但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又何必勉为其难呢？大学生是留城还是下乡，需要大学生本人审时度势，如果他们认为“长安米贵”、不宜久留，他们自然打道回府，反之亦然。何必危言耸听，动辄说他们垮掉呢？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种风格固然值得礼赞，但只考虑哪里需要却罔顾砖头的感想，似乎并不见妥。曾几何时，“干一行，爱一行”风行一时，但“爱一行，干一行”才符合人性设计，也才契合职业的长远规划。因此，如果违逆大学生本人的意愿，丝毫不考虑他们的心绪，强行要求他们要兴高采烈地回乡就业，甚至为他们勾勒出未必实现的蓝图，这是轻率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是留城还是下乡？与务实有关，与垮掉无关。

　　不必用求全责备的标准苛求这些留守的大学生，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治史的钱穆说：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从汇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看；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对待大学生何尝不应如此呢？仅仅因为他们不愿意下乡就认定他们是垮掉的一代，显然失之于武断。应该看到，绝大多数留守的大学生在为了梦想默默打拼。

　　“在二战后的疮痍大地上，在日趋浓烈的人类工业烟雾中，他们光着凡身带着滴血的翅膀，飞过美国物质主义的天空。”二战后成长的美国年轻人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因为他们对战争悲剧的梦魇深感绝望，从而放浪形骸、及时行乐。退一步讲，即便我们的留守大学生中，的确有人也是不思进取、无所事事，那么更需追问的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当优裕的资源迫不及待地集中城市时，他们难道不能眷顾都市吗？

　　美国“垮掉”文学教父巴罗斯临死前，写了几句短诗：“爱？什么是爱？纯天然的止痛剂。世间有什么？爱。”我相信，这是一名浪子参透人生后的大彻悟。批评者们，请给年轻人一点慰藉吧。这些留守的大学生，他们的肩膀是孱弱的，他们的眼光是迷茫的，他们的未来更是不可捉摸的，他们不需要被贴标签，需要的是走出沼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