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黑龙江尚志

　　在东北张广才岭支脉大青顶子的山坳中，有一座小山，状似元宝，得名元宝山，山脚下那个小小的村庄，便被称为元宝村。

　　元宝村隶属哈尔滨尚志市元宝镇，60年前，它和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一样寂寂无名，贫穷偏远。1946年9月，作家周立波到元宝镇工作，参与并领导了当地的土地改革，次年，他调回哈尔滨，根据在元宝镇的生活体验，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中元茂屯的原型，便是元宝村。

　　当年的元宝村，穷得让人心疼，很多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因为衣不蔽体，元宝村被人称为光腚屯。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光腚屯，现在户均存款达到18.5万元，2005年人均收入7160元，把许多城市都抛在后面，更是远远超出了周围的村庄。

　　站在元宝山上俯看整齐的村落，隔着60年时光的海，实在很难再辨认出昔日的模样。而元宝村所经历的“暴风骤雨”，也不仅仅在1946年。

　　历史的债务

　　从1946年开始土改，一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元宝村命运的曲折往复是中国多数农村的缩影。

　　元宝村一带原本是深山老林，清朝同治年间，山东、河北一带的灾民逃难到这，砍树搭起了“马架子”屋，定居下来。1946年周立波来到元宝镇的时候，这里多的还是这种简陋的房子。

　　当时，土地情况极其复杂。开富士旅馆的日本商人长谷川依靠日本人势力占地200余垧（1垧合15亩），日本开拓团抢掠水旱田280垧，汉奸地主韩向阳和20余户地主、富农经营土地400余垧，中农和贫农加起来仅有土地100余垧，大部分贫农没有地，靠着给地主打长工短工生活，因为剥削严重，虽然东北土地肥沃，他们一年苦到头依然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周立波到元宝后，和区委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了元宝镇当时的形势。1946年到1948年清明前，经过3次分地，元宝镇的土改基本结束，元宝村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区里用斗地主斗出来的5斤6两黄金给农民买了大牲畜，元宝村人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村里人杂，当时446户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户，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沟时并进来的单身汉、解放后被政府收容了的散兵游勇和关内跑来的光棍，他们一身力气，却两手空空，没有一件农具和一头大牲畜。有些人口多的户虽然有家具和牲畜，却多老弱病残，缺少劳动力。于是村里成立了互助组，户多的组达19户，每个组都是一个小圈子，组里互相帮衬着，一起凑钱添置农具，一起唠嗑畅想发展前景，甚至有的组想一起凑钱买电影放映机，农闲时好天天聚在一起看电影。新中国成立那年，因为当年霜来得晚，是一个十足的丰收年景。

　　1954年，响应上面号召，元宝村在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各家的牲口、土地、大农具都折了股，没有这些的交了300元做股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初级社。初级社定了入股分红制度，占的股越多，分的红就越多，分红的同时，股份还属于自己。当时的元宝村，除了10户怕被拖累实在不愿意入社，剩下的全入了社，干劲十足，对初级社的发展充满信心。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国从省到县开始掀起了成立高级社的热潮。因为干劲正高、心气正顺，元宝村民在还没弄清楚高级社是怎么回事时，就齐刷刷举手同意加入高级社。后来大家搞明白，高级社取消了土地私人占有，社员们的土地正式归集体所有，牲畜和农具均作价归集体，不再享受分红。许多人一下子蔫了，有人干活开始出工不出力。

　　高级社成立后，上面的指示开始下得特别勤，9月末，县里号召开荒的文件下来，元宝村民基本砍光了村周围的小树，开垦出大量土地，但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垦出的土地和原有的土地都没种好，树木大量被砍伐造成了沙土流失。第二年粮食减产，社员开始口粮不足，只能靠返销粮维持生活。10户没有加入初级社的农户，依然自给自足着。

　　1958年，同样是响应上面号召，元宝镇成立了人民公社，元宝村成为人民公社下面的元宝大队，元宝大队下面又成立了7个生产小队。队里从县上领来8口特大号铁锅，把仓库改成了食堂。社员们干完活就往食堂一坐，管吃管添、辣酒香肴。前半个月，天天大米白面，鸡鸭羊肉，半个月之后，大米白面断粮了，只好靠陈玉米、黄豆、高粱维持。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大炼钢铁。有人听说元宝山上黑褐色的石头能炼出铁，公社便组织上千人的劈山大军进驻元宝山。元宝山因形似元宝，一直被老一辈的人视为风水宝山，山上丛林茂密、野果杂生。随着一车车石头被运往炼铁工地，元宝山一天天秃矮下去。当然，并没有炼出什么钢来。

　　现在，虽然林木又长了起来，但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元宝山早已没了元宝的形状，更像是一座公园里的假山。富了的元宝村人，铸了9个巨大的元宝，散落在坡上，仿佛要给这座被人为破坏的小山恢复风水。

　　到1960年初，和全国一样，元宝村也进入了饥饿状态。此时，上级再次下令要求深翻土地，元宝村的土地除了一面一层一尺多深的黑土，下面全是黄白色的“狼屎土”，庄稼人全知道，一深翻这地就种不了庄稼了。已经扛了3年坚决不深翻的元宝村人，这次再也扛不住了，于是到1962年，原本肥沃的黑土地，亩产沦落到不足130斤。

　　随后又是修梯田、成立造反团等等，在一次次运动的折腾下，“文革”结束的时候，元宝大队累计欠款已经达到20余万元，成了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从1976年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虽然农业生产渐渐走上正轨，但走衰势头止不住，全村总负债额已达27万。

　　改变的命运

　　债务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村民的心头。1983年6月10日，这是元宝村发展史中值得铭记的一天。早上7点，村委会会议室坐满了党员干部，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偿还债务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大家达成一致，不能把债务分配给农户，要靠发展集体经济来偿还债务，而单靠农业负担27万的债务太难了，村领导班子决定发展工业。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元宝村的命运。

　　一个负债27万元的穷村，哪儿来的钱创办企业？四处烧香磕头想贷款，最终只是碰得鼻青脸肿。贷款的路走不通，村支书张宝金决定号召村干部集资，他首先拿出了自己的所有存款1.3万元，在他的感召下，几个村干部共集起了3.7万元。

　　张宝金是山东省无棣县人，1968年逃荒到了元宝村，因身体瘦弱，干不了重体力活，做了裁缝，属元宝大队四队。1976年，“文革”结束，元宝大队重整瘫痪的大队小队组织。当时已成三靠村的元宝村，平均一个工分只有8分钱，生产小队的队长职位，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接。也正因此，张宝金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有机会做了元宝四队的队长。根本不懂种地的他，靠着一本科学种田手册，带领队员展开科学种田，同时大搞副业。元宝四队成了1976年到1983年唯一扭亏为盈的小队，张宝金的威信从此确立。1980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张宝金的带领下，元宝村用集资的钱办起了一个小木农具加工厂。这些钱其实是个人集资，和村集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决定，盈利之后村利润、企业积累和股东分红比例为3∶3∶4。

　　几经挫折，1987年，他们手里有了6万元，而这时，经过4年苦干，包产到户的农民也有了小小积蓄，他们发动村民入股，共筹到56万元。他们用60万办起了第二家村办企业——元宝村卫生筷子厂，第二年改为元宝山餐具厂，卫生筷子开始远销日本。一切都步入正轨，两家村办企业全都红红火火。

　　但1989年7月，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大量筷子出口不了。堆积的筷子垛满了村里所有仓库后，又垛满了党支部、村委会和企业干部们家里，他们终于嗅出了危险的味道：如果遇雨潮湿，筷子发霉变质，他们将血本无归。元宝村派出了第一批销售人员，没有成效。张宝金和退休回村的大学生人称“于万能”的于万河开始亲自跑销售。

　　1991年底，当元宝村村办企业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中南地区百货产品采购供应站来采购6400箱卫生筷子。为保险起见，他们对供应站进行了考察，黄金地段、豪华装修、高级轿车、政府关系密切……一切似乎都无懈可击。但是，当他们发货后供应站却倒闭了，筷子被供应站的债主抢去抵债。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农民的思维模式经历了市场的暴风骤雨，他们开始明白企业的运作管理，村办企业渐渐在市场中立稳了脚跟。到1995年，元宝村不仅还清了27万元陈欠，而且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这一年是元宝村发展的又一个关节点，他们成功地把企业开到了大兴安岭，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除了村里有各类企业18家外，元宝村还在大连、大兴安岭和俄罗斯拥有加工企业10家。这些在外地的企业，除了在当地招人外，也有不少元宝村跟去的村民。

　　今年25岁的元宝人云峰一直在大兴安岭的企业工作，去年因为结婚回到当地，但他考虑的是进当地的工厂还是自己干；种地，他想也没想过。他告诉记者，对土地的事儿他一点不懂。

　　在元宝村，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不在少数，他们上学、工作，过着和城市里人一样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稀罕土地，从生活习惯到言谈举止，他们已经城市化了，在心理上远离了土地。元宝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自然而然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

　　工业化下的联产承包

　　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村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元宝村开始注重用工业经济收入反哺农业发展，用工业利润投资筑河坝，挖排灌渠，修山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1991年，村里开始用工业利润支付乡统筹和村提留，2002年，农业税也开始由企业利润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农业负担，种地的收入慢慢提高了。

　　村民的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日益增多，同时，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忙得没时间侍弄地，便把承包的地转包给愿意种地的人。这种转包，开始往往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

　　李永生、李永利、李永财是三兄弟，永生和永利开商店，便把地转给了三弟永财。永财在此基础上又承包了别的亲友几份田，成了有近百亩地的种地大户。有些种田大户在种了几年地后不想种了，便把地再转包给别人。

　　中国农村的发展，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这些农民不懂经济理论，搞不太懂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租赁权、买卖权，他们做事凭的是直觉，就像当年小岗村偷偷按下红手印的农民。最懂土地的，永远是离土地最近的人。

　　1983年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制定的承包期是15年，到1998年，元宝村进行了第二轮承包，当时村办企业已经相当红火，在工厂挣工资的农民大部分对土地已经不太在意，第二轮承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甚至个人之间的转包也没什么变动。

　　逐渐地，村里的地集中到一些种地大户手里。目前，元宝村有农户518人，种地户只有74户，这些种地大户多的有几百亩，少的也有近百亩。村里原有的副业队的地等一些没有分到户里的地，也包了出去。由于土地集中使用，元宝村的农业生产开始自然而然地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农业收入日益提高。再加上种地的农民不用交一分钱，每年国家还会返还一部分钱，元宝村的农民告诉记者，现在种地赚的也不少。

　　种地有季节卡着，算下来，一年真在地里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个月，剩下的时间可以做点别的。王宝友和妻子付秀芝一起种着100多亩地，同时还买了毛衣机挣加工费，农闲的时候会到外地贩马。他们告诉记者，这三样每样年收入都少说有好几千，一年下来能挣上2万多元。

　　种地大户姜春清有300多亩地，2002年，他把这些地基本都种了树，树下又种了粮食，第一年，光粮食就收入了6万元，第二年，因为树大了，影响庄稼生长，粮食收入4万元。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是种树，粮食是顺便种的，随着树愈长愈大，粮食收入会越来越少，但20年后，这些树成了材，总收入比种粮食多好多倍，现在手头还有些做生意攒的钱，所以可以做点长线投资。因为元宝村的地都在山里，离村有一定距离，姜春清每次去地里都开着他的桑塔纳。

　　元宝村的种田大户，越来越像西方的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工业的发展使联产承包“走了样”，而这“走了样”的联产承包路，却实现了元宝村的工农并举。

　　发展之惑

　　城里的白领上班是朝九晚五，一般工人正常班多是8点。早晨7点，估摸着上班的人们该准备早饭了，记者开始在元宝村溜达，想看看元宝村的工人生活。出乎意料的是，几乎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在村里转了个把小时，除了开店的和老人，记者几乎没找到一个元宝村人。

　　后来记者得知，元宝村的企业一般5点半、6点就上班了，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

　　元宝村富了，在村建设上也开始大刀阔斧，他们盖起了新村，以低于村民自己盖的价钱卖给村民。因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他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把元宝村建成“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他们建起了暴风骤雨纪念馆，并计划扩建，还计划建设影视城、农业科技园区、林业生态园区、垂钓区等八大园区，实现元宝人的第二次创业。

　　但是，带领他们改变命运的张宝金老了。张宝金今年65岁，有胸膜炎、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1993年，张宝金遭遇一起车祸，头把挡风玻璃撞得粉碎，整张脸面目全非。村里人说，他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当他挣扎着出院的时候，知道消息的村民自发候在村口，看到他过来，高兴地扭起了秧歌。张宝金这个在创业中历尽艰难都未曾动容的汉子哭了。

　　他的威信，是在带领百姓致富的过程中一步步树立的，在元宝村，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受尊敬。

　　2002年村换届选举的时候，他就提出不干了，但却敌不过村民的情意，继续留任。去年换届选举，他再次提出想退休，最终却以100%的支持率当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能让张宝金走，他们担心他走后元宝村的各项事业会出现倒退。

　　村民们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虽然元宝村的各项工作欣欣向荣，但是村办企业最初的启动资金完全是个人入股，留给集体30%利润，是张宝金出于公心提议的。随着企业的壮大和张宝金的离开，这一做法能否持续？

　　现在村里的许多企业都是两头在外，即加工和销售都在外面，如果不给村里利润，除了用工，这些企业和元宝村的关系并不紧密。现在元宝村的非农户几乎是农户的6倍，如果张宝金离开，村工业还会不会反哺农业，并支持村里的各项建设？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虽说都是经民主讨论通过，但很多关键决策都是张宝金在把关，他离开了，方向会不会走偏？

　　能人张宝金，能否承担为“土改第一村”下一步的发展搭设一个新的制度框架的使命？或者说，制度创新的需要已经产生，但建设性的制度成果仍然孕育待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