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房桑干河畔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河北涿鹿

　　“你是老曹吧，我叫丁玲，是从延安来的，来咱们这儿搞土改工作。”194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42岁的“胖女人”踏进温泉屯，从此，这个华北平原上普通的村庄随着风云一时的女作家名扬天下，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它的名字叫“暖水屯”。

　　温泉屯的60年，像一册未经编纂的历史底稿，散乱地记录着居于庙堂之高的政治理想作用于农村世界时的真相，丁玲只是给它开了个头，却始终无法抑或是不肯续写。

　　如今，温泉屯的5900亩耕地，几乎都成了葡萄园。靠卖葡萄，村里人至少是解决了温饱之忧。它所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两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上篇]

　　名扬天下的村史

　　虽然写的大都是温泉屯的真人真事，但是，丁玲的小说，村里没几个人看过，老年人大都不识字，对于年轻人来说，小说中的村庄故事又太过久远，他们提不起兴趣看。

　　60年后，桑干河水已经干枯了，小说也被人们渐渐遗忘，小说中的地主、富农、村支书、治安队长等人物原型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村庄依旧生长着。

　　丁玲的温泉屯

　　小说的主人公张裕民原型就是村里的曹永明，但是，直到2004年去世，曹永明一辈子都不知道这回事，他没看过书。

　　1989年，上边通知说，要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拍成电视剧，由于温泉屯的旧房子都拆了，剧组把拍摄地放在隔壁的龙王堂村，这让温泉屯村民的意见颇大，而且，电视剧中，曹永明被完全丑化了，一身流氓打扮，穿着完全不像老农民，跟书中形象相去甚远，但老曹对这些仍然一无所知。

　　后来，县电视台播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在14英寸的黑白电视里，看别人打土豪、分田地，曹永明只是觉得有些熟悉，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4集电视，他看得乐滋滋的，还觉得有些不过瘾。

　　丁玲说：“虽然，我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不算太深，但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的确，她那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把1946年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落的历史，基本真实地留给了后人。

　　在她的书里，温泉屯是这样一个村庄：漫山遍野的果园和玉米地里，人们辛勤劳作，似乎与百里之外对峙着的百万大军毫无干系；没有大地主，阶级矛盾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强烈；农民对于瓜分土地、财产的近乎“贪婪”的物质欲望远多于实际斗争的欲望。

　　60年后，当我们穿越万亩葡萄园，再来到温泉屯时，它与华北平原上其他村落，与小说中的暖水屯仍然没有显著不同。

　　听说我们要寻找历史，村民们一致推荐了刘振。82岁的老人，读过私塾，算得上文化人，是村里为数不多既参加过土改，后来又看过小说的人。“他现在就是温泉屯的历史书。”

　　广播员老韩赶紧跑回大队部。“刘振，刘振，听到广播后，赶紧回大队部！”老韩朝着满是黑垢的话筒喊了3遍，告诉我们，全村都能听到，他一会就会来。

　　3分钟后，刘振推开了广播室的门，82岁的老人，双手颤抖，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可思路却极为清晰，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斥着斗争与革命的年代。

　　刘振的口述史

　　1946年，是温泉屯最乱的年份，地都黄着，没人种，果子有的都烂在了树上。“丁玲他们是中秋节之前半个多月来的。”刘振说，当时，丁玲带了二三十人来，成天在村里大戏台上唱戏，有两出戏最好看：《兄妹开荒》、《夫妻识字》。

　　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在不少老人的回忆里，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支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恶霸，温泉屯是没有的！”刘振说。

　　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

　　但是，地还是分了。“在工作组和曹永明他们的主持下，顾家和李家的的土地都被分给了贫下中农。”刘振说，那个时候分得很细致，也很公平，他还是10个群众评议员之一，分得合理不合理，全都是群众说了算。

　　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但无论如何，温泉屯的大部分人从土改中得到了好处，并因此接受了丁玲他们所代表的政府。不过，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基于生活经验的逻辑，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刘振说，当时他就是这么想的。

　　“中秋节那天晚上，村干部们围在大队部里吃‘翻身饭’。”刘振说，菜煮得很香，但他不是干部，没吃上。吃完之后，丁玲他们就走了。

　　很快，国民党的军队打回来了。“是傅作义的13军，来了大概一个排的人，主要是催粮食。” 刘振很清楚地记得来村里那支部队的番号，因为那些当兵的军装整齐，装备看着很神气，军纪还挺好，对老百姓也和气。但13军一走，接着来的那些“还乡团”、“保警团”什么的，就全是些坏家伙，最出名的是一个叫王彦的，“那个家伙，共产党来的时候，他参加了八路军县大队，国民党来了之后，又带着枪当了国民党的连长。”刘振说。

　　温泉屯终于慌乱起来。顾家和李家的人也抬起头来，跟干部们过不去，村民们纷纷把摘下的果子又给这两家人送去了，分到的地，穷人没敢种，地主也没人手种，那一年，就那么撂荒了。

　　带着大伙分地的曹永明也没了主意。“当时，他带着几个人打算去投奔王彦，可在半路上，地主李家的儿子告诉他，怀来县的郭民也在招兵，不如去那里。”刘振说，因为大家觉得王彦人品不好，就没去投奔，最后，曹永明把枪交给了怀来的“保警团”。

　　可没过多久，国民党又被打跑了。因为交枪的事情，曹永明被开除了党籍，刘振清楚地记得，当时，上边领导骂曹永明：你是坚强的共产党战士，怎么能把穷人的武器交给反动派呢！

　　后来很多年，村里人都一直替曹永明可惜：要不是这事，凭他的资历，解放后起码能当个县委书记。“曹永明就是个种地的农民，也没读过多少书，要是稍微有点知识，就不会去交枪了。”刘振说起这段就不住地摇头：“国民党跟共产党打来打去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农民能有什么主意，国民党来了一大队兵，谁看着都怕。”

　　从那以后，上边来村里搞工作就不再找曹永明了。不过，老曹的生活并没有平静下来，“文化大革命”，丁玲在北京被批斗，老曹就在村里被批斗。“但是，村里人都知道，老曹是个老实人，没怎么狠批，不像丁玲那么惨，还住了监狱。”

　　曹永明在温泉屯种了一辈子地，4个儿子，1个女儿。如今，最有出息的儿子，在临镇电管站当副站长。

　　但顾家和李家人的命就没那么好了。到了1953镇压反革命时，顾家老大、老二死了，老三也吓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温泉屯，生死不明，顾家的女人也都嫁给了贫下中农。如今，顾家的后代还剩下老哥俩，一个70多岁，一个40多岁。李家三兄弟，则都被杀掉了。

　　被遗忘的30年

　　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革命、改革、改良的过程中艰难前行，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庙堂之远的政治理想肆意分化、组合着农村世界，试图在江湖处处创奇迹，但是，这一切却没有给温泉屯留下多少记忆。

　　程有志是那几十年主要的当家人。这个1969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温泉屯当了10多年书记，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74、1975年知青返城，可程有志没有回去，留下来搞种子基地，种小西瓜，研究杂交玉米，带着村民热火朝天地实践着毛主席的口号——“果树上山，粮食下川”，把果园全部变成了高产的高粱和玉米，把山、河沟都推平了种地，开荒开出的1000多亩地是他留给温泉屯最大的财富。

　　“文化大革命”，温泉屯挨批斗最多的是刘振。“他们说我骂毛主席，所以斗我，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骂。”刘振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可那会村民都知道，每个村总要揪出些人，就像土改的时候，没有大地主也得揪出来一个，刘振跟干部作对，还写大字报，只好批斗他了。

　　1982年的分田到户，在温泉屯似乎根本不算一件大事，“那两年，虽然一直都是集体制，但是分配方式经常变，一会按工分算，一会又按劳力算，养头猪一会算5个工分，一会又算3个，一会让种高粱，一会又让种葡萄。”所以，那次分地大家也没在意，集体种田还是分田到户，这跟之前的让种玉米还是种葡萄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1986年，4年时间让村民们开始意识到，地好像永远是自己的了。村里根据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情况，又重新分了一次地，一人分得两亩多，那也是温泉屯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集体政治生活。

　　任何政治斗争、政策巨变，到了农村似乎都成了强弩之末，似乎并没有触动农村固有的逻辑：必须先保证农业生产，不至于饿死；必须尊重当地熟人社会的逻辑，亲疏远近的判断比别的标准更具持久性。

　　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乡村世界里，生活的延续既是一个稳定的静态复制过程，又是一个口授心传的过程。岁月流逝，以往的生活痕迹渐渐消解，最后便丢失了，温泉屯的30年，便是如此。

　　60年前的土地改革，揭示了农村世界的矛盾，集合了大部分人的能量，打破了乡村世界的静态，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从那之后，农村似乎就被遗忘了。

　　1979年，丁玲平反，从秦城监狱里出来，她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温泉屯看望曹永明，看望华北平原上这个给她带来无数悲喜的小村庄，但她没有再拿起笔，记录下那30年的温泉屯，否则，她留给我们的那段村庄里的中国故事，也许会更加真实和冷静地照见一个民族的历史。

　　[下篇]

　　葡萄之园，葡萄之远

　　作家已远，但村庄依旧。如今的温泉屯有2310口人，耕地5900亩，其所在的涿怀盆地与法国波尔多纬度相同，自古盛产葡萄，如今，温泉屯5900亩耕地，几乎全是葡萄园，靠卖葡萄至少是解决了温饱之忧。

　　标语里的信仰变迁

　　没有了“阶级矛盾”，没有了对土地和财富的激烈争斗，村民们的生活换了一种竞争方式，财富和知识被人们推崇。靠做发酵站，卖葡萄汁发财的赵子善是一部分人的“偶像”，他去年把家搬去了县城。

　　石锐家的三女儿石玉萍，“在广州住着，是个大博士，搞翻译的！”，最让村民念叨她的好处是，她还帮赵家的儿子在广州安排了份工作，赵家的儿子也是全村有名的大学生，去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

　　村庄的政治中心村委会大院萧条已久，刘振是这个大院的半个主人，因为家里没有房子，他跟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儿子一起，借住在大队院里。

　　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有四大伟人的塑料画像、有用毛笔歪歪斜斜写着的“八荣八耻”，还有一张写有“珍惜每一寸土地”的宣传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还没有挂上去。”退休村干部韩才说。

　　小学校园是村子的地理中心，院墙上刷着的村务公开栏，详细地记录了村庄的政治生活，其中包括，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受补贴干部名单及标准、民主评议干部结果、五保户供养费发放、机动地承包费、水费、电费等。

　　但村务栏的内容已经被这样的广告所淹没：“婚庆录象，电话：×××××××”；“长城电器公司15周年大优惠，名牌洗衣机380元”；“100元包治风湿”……

　　60年前，贴满温泉屯的是：“咱们要永远跟毛主席走”、“土地还老家，大家有饭吃”、“拥护八路军”、“共产党万岁”……

　　标语的变迁，清晰地昭示着经济早已取代政治，成为乡村信仰的核心。

　　82岁的刘振始终都认为，他的土地是从丁玲她们那帮人手里得来的，“是共产党分给我的，是毛主席给的。”年年给党交粮食，天经地义，交多少都不该有怨言。

　　可以这样认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世界的生活逻辑就是政治的逻辑，后来，尽管在制度上集体化已经不存在了，但农村世界稳定的惯性，让后集体化时代的温泉屯的村民仍然保留着集体主义的意识，保有对国家、村庄的认同。

　　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年轻人开始当家，彻底的转变终于完成，经济上的得失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然而这个过程仍然比城市晚了近10年，农村世界不计回报地为整个民族和给予过它土地的政党，默默奉献了半个多世纪。

　　穷人与富人

　　和很多农村不一样的是，即使进入了新时代，最能给温泉屯带来财富的，依然是土地。多一亩地，意味着每年多收3000~5000斤葡萄，意味着每年多5000~8000元收入。

　　葡萄给温泉屯带来了财富，但村里依然有穷人和富人。穷人都是地少的或者没地的，“少地没地的，大都是自己太懒，不愿意种，或者是打麻将输钱，反正是把地卖给了别人。”韩才如此断言，因为，1986年分地时，是全村人眼睛都看着的，当时全村所有财产，包括3000多亩地、果园、马车等，平均分成股份，男劳力分3股，女劳力分2股，一股大约相当于2亩多地，没人觉得不公平。

　　但是，种葡萄是个费劲的农活，每年从4月份清明时节开始刨葡萄，接着要追肥、拔芽、绑葡萄、打药、收葡萄，一直到卖葡萄，差不多就10月底了，属于农闲的只有4个多月。人稍微懒点，就不愿意种。

　　如今，村里地最多的一家有50多亩，最少的1亩都没有。没地的，要么去城里打工，要么就在农忙时候，去别人家葡萄园打短工赚钱。“旧社会的地主，土地也大都是这么来的，经过祖祖辈辈的积攒，才成了地主。”韩才说。

　　而富人则分两种，一种是地多的，每年一家人光收葡萄，也能收入四五万元。另一种是被村民们称作“经济人”的人。这些人信息广，在外边认识客户多，成了买卖葡萄的二道贩子，有钱的建起了大冷库，除了自己家卖葡萄赚钱，还从别人的交易中提成。

　　40多里外的长城葡萄酒公司是全国闻名的大企业，温泉屯的明珠公司就是长城葡萄酒公司的分厂。厂子先把村里的葡萄收起来，做成葡萄汁，再运到总厂做酒。跟公司里有点关系和门路的人，就都成了经济人，每年从葡萄交易中就能赚取不少利润。

　　不过，更富一些的，还是外地人。前几年，有个香港老板跟乡里签订合同，承包了村头的几千亩荒山，不到几年，荒山就都开成了葡萄园，“他们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葡萄品种也好。”村民们羡慕得很。

　　消逝的村庄共同体

　　事实上，温泉屯虽然被认为富甲一方，但也只是相比周围其他村庄而言，它所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两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而张家口总共17个县区，其中10个属国家级贫困县。

　　卖了几十年葡萄，温泉屯年人均收入不过3000多元。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葡萄生产基地，作为跟法国波尔多同纬度的葡萄基地，他们的葡萄品种极其优良，但这么多年来，却大都只能销往东北各地的批发市场，连进入北京、天津等近在咫尺的大城市都很难，更不用说摆到城里的超市卖。

　　“要这证那证的，麻烦得很，所以就没去弄了。”温泉屯乡主管农业的副乡长赵景秀对记者说，以前，他们也去北京市场考察过，跟那些大超市谈，可是门槛太高，手续烦琐，一直没谈成。

　　赵景秀开玩笑说：“别人都说我们邻近北京，首都经济辐射能力强，肯定能让我们受益，但是，我做乡领导这么多年，觉得北京对我们的辐射只有一个，老百姓上访的时候，别的地方都是去县里、市里、最多是去省里，可我们这里，直接就去首都了。”

　　直到今天，温泉屯的葡萄仍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交易着：每年到了9月份，外地的葡萄商人蜂拥而至，找到自己在本地的老客户，在其家住下，收完了他的葡萄后，再由他带着到其他人家收。

　　村委会那台用了30多年的老广播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到收葡萄季节，广播里会说，有客户在村民某某家收葡萄，价格每斤多少钱，有意者，请到某某家洽谈。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交易平台。

　　乡里也成立了葡萄协会，赵景秀就是常务副会长。可他说，协会没有钱，只是指导一下，主要的事情还是由下边的4个分会：种植、加工、储鲜、销售来做。这4个分会主要由各村的葡萄经济人组成，经济人热衷的是自己赚钱，他们也习惯了原始而熟练的交易方式，就这样一直维持着葡萄产业链的运转。

　　“不是政府不想组织，可实在是不好组织，现在村民们人心都散了，都是各干各的，谁也不愿意联合。”赵景秀说，去年，村里修水泥路，沙石都堆好了，可村民们不肯多出一点力，自己家门口的路也不愿意出几天工整一下，宁可跑到自家的葡萄地里干活，最后，路修了一半就停了，到现在仍然是坑坑洼洼。

　　“想想以前，在程有志的带领下，推平一座山几乎易如反掌，可是现在，一条路都修不起来。”老一辈人说起修路的事情就感叹不已。

　　在这一点上，温泉屯和广大的中国农村一样，农民原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村庄共同体正慢慢消解。

　　中国加入WTO已经数年，农产品的保护措施终将消失，那个时候，消解了的中国村庄如何去应对集规模化和机械化于一身的西方现代农业的竞争？事实上，进入2006年，入世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已经在释放，只是，乡村世界还没有敏感于这种触痛。这个几乎全部生计都依赖葡萄种植的村庄，未来的命运依然存在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