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答应接受你的采访，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不好意思真的拒绝，我还怕别人说不好，只好自己来。不过你需要答应我两个条件……”说话的时候，朴同焕一脸的严肃。
朴同焕是北京某高校的韩国留学生，曾和记者在同一位导师的指导下攻读研究生学位，在中国已经学习生活了3年，普通话很是顺溜。 记者向他提出采访意向时，他满口应允，并且很热情地说要不要邀请朋友一道接受采访。但当记者坦诚地告知采访的主体内容时，他立即委婉拒绝。经记者的再三说服，他和同在北京留学的女友才坐到了记者的面前。
在《环球》杂志记者诚恳地答应他开出的条件后，他松了一口气，打开了话闸。
“韩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们韩国人也已经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一道坎，就是大韩民族身上的一些毛病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又不敢去面对，试图逃避这些，矛盾就在这里。”朴同焕眉头紧皱，说话显得很花力气。
“我也看过中国媒体的一些报道，说韩国‘以貌取人’成了风气，造成整容业的高度发达。这是对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记者觉得对此他的女朋友应该更有发言权。但她来中国只有九个月，汉语水平有限，只能用蹩脚的普通话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不小”，并要求朴同焕担当翻译让她进一步解释，但他笑而不语。跟赵本山、宋丹丹的系列小品“异曲同工”，她把朴同焕推向一边，和《环球》杂志记者“唠起家常”。
在她看来，朴同焕的态度就很说明韩国女性的地位“不好”。她说韩国社会对女性相貌的态度有一些改变，但依然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的一些女演员不漂亮，但还是演戏，也（受）欢迎。韩国不行，都很漂亮，不漂亮就没机会演戏。”而且，韩国女性一旦结婚就基本被禁锢了，难以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有意思的是，在专业人士看来，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引发韩国影视剧在全球范围的热潮。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腾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恰好由于“韩国是一个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国家，所以不少知识水平很高的女性，一结婚就只能待在家里，又闲不下来，那么最好的消遣就是写作。因为时间宽裕，又心无旁骛，所以出来的作品故事丰满，情感细腻，也充满女性看世界时特有的观点”。
待女朋友表达完整了，朴同焕慢悠悠地接过话头：“我继续说重要的东西。”
“韩国人不敢于正视现实，我们的一些想法过于膨胀了，正在走向极端。”他有些激动了。
“现在提到韩国，都在说2002年的世界杯，这不是韩国的坏事，但也不能算韩国的好事，因为这是韩国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进行的一场很笨的表演。我们的裤子掉了，大家都在看，我们不仅不知道，而且还很高兴地在那里继续跳。等到别人告诉我们说你的裤子掉了，我们还觉得是别人不对，怪别人多管闲事……”
记者说这是否有些言重了，他稍稍思索了一下，继而点点头，“但意思没有错，这段话我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你可以这样写。我们韩国人在一些方面确实缺少宽容。这不是我说的，我们的报纸、电视台都在说，但就是没有多大的效果。”
“你的意思是韩国有点‘小家子气’，对吧？”
“‘小家子气’？东北话吧？可以这样说。‘小家子气’让韩国很麻烦……我还给你说个事，韩国有个演员叫李成延，因为无知拍摄了一组慰安妇的照片，为此她下跪了，还患上了抑郁症，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别说再拍电影，要求她破肚子（剖腹谢罪）的声音还存在。我们韩国人不能原谅她，谁说原谅她，谁就跟她一样要被打倒。”
和很多朋友一样，记者认为这种对民族历史的尊重恰恰是韩国的魅力所在，朴同焕解释说这是表层现象。他说他的一个研究社会学的朋友告诉他，前几年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了一本与留美相关的书，在韩国很受欢迎，事实上这本书的文字质量很低劣，朋友百思不得其解。经过调查研究，朋友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书名《我是韩国人》的“煽动性”。当朴同焕说及这个书名，他的女朋友马上接过话腔：“看过，很有名”。
记者后来在书店找到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发现“你是谁呀？我是韩国人啊”这样自问自答的句式在书稿中不期出现。
“其实我们韩国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们想像中的友好，现在在北京，到处都是韩国人，但大家并不相互照顾，很少来往……不过，这些毛病不是我们韩国人才有，包括你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人都有。这句话你得写出来，刚才你答应了。”
这是两大条件之一。另一个条件是“为了少麻烦”，必须隐去他的真实姓名。之所以选中“朴同焕”这个，因为他分别“百度”和Google了一下，发现搜索结果都为零。作者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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