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近日发表了对江苏省宿迁“卖光式”医改的调研报告。她得出的结论是：宿迁医改“违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中国青年报》6月22日、23日）显然，李玲教授给宿迁医改下的“诊断书”是失败二字。

　　尽管这是李教授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身体力行进行实地调研的结果，然而我仍然要说，她对宿迁医改的评价，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自始至终都戴着“有色眼镜”。

　　实际上，李玲教授对于医疗市场化的所谓“美国模式”，历来是反对的。她在多种场合呼吁，主张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她一直认为：由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上，要比由市场主导的体制好；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医疗卫生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可想而知，这样一位对医疗市场化“深恶痛绝”的经济学家，去调研“卖光式”的宿迁医改，能得出怎样的结论？

　　即便这样，李玲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宿迁“比较激进的医改方式”取得了成绩，然而她笔锋一转又坚称：老百姓所承担的医疗负担“越来越重”，因为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里面，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指望通过宿迁医改就“毕其功于一役”。而“老百姓医疗负担加重”的结论本身，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李玲教授的理由是：人均门诊费用、住院费用下降，而医院数量、收入却迅速增加，那么医疗需求一定大幅度地持续增长；但宿迁相对封闭，医疗需求不可能大幅度增长。李玲教授于是迷惑不解：医疗费用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其实，要解开李玲教授心中的“歌德巴赫猜想”，非常简单。因为恰恰是医疗费用降低了，让以前太多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可以到医院看病了，于是，医院业务量突飞猛进，医院收入出现增长。根据2003年的调查，中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目前是48.9％；而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达到75.4％。多少农民是病死在家里，而不是医院里！李教授应该计算一下，这些潜在的医疗需求是多大。毕竟，理论是灰色的，专家们不能纸上谈兵，而需要深入现实，否则会产生天大的误会。

　　在我看来，要评价宿迁医改的成败，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纵向相比，老百姓是否比改革前获得了更为便利、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尽管，“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但是比起以前是否更为便宜；尽管，医疗设备向高端发展的现象严重，但是比起以前连小病也不敢进医院，是否更令人欣慰；尽管，存在医生诱导病人多做检查和手术，“红包”和“回扣”现象也以其他方式表现，但是比起以前所谓“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时候，类似的现象是增加还是减少……对于这些问题，自始至终，李玲教授并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而只是一些表面现象的罗列。

　　医院市场化只能解决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并不能解决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共投入问题。尽管目前宿迁的医疗公共投入相比从前，已经有明显的提高，但由于政府历史欠账过多，仍然远远不够。但这不是宿迁一个地级市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公共医疗投入不足和转移支付不力的问题。

　　实际上，“医疗市场化”在中国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名词，几乎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罪魁祸首，实在比窦娥还冤。因为中国以前根本就没有过真正的“医疗市场化”，而只有医疗的“伪市场化”。即，在医疗资源的行政垄断下，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利益纠缠不清，有效的市场竞争根本就没有展开。再加上，政府公共投入过低，医疗资源总体不足，且在区域间分配不公。这才是“看病难、看病贵”的真正根源。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市场化的“美国模式”或者高福利的“北欧模式”，都是十足的伪问题。公允地说，宿迁医改抛开了这个毫无现实意义的路线之争，而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改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