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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法国油画《天文学家》，画中人物均穿着中国服装。
对中国器物着迷的法王路易十四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整个欧洲一种特殊风尚的一个片段。这种特殊的风尚，就是18世纪流行欧洲100年的“中国热”。
传教士描绘中国盛世美景，动荡欧洲出现“中国热”
很久以来，欧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国。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进入16世纪后，大批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而他们带回的各种报告则直接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在众多传教士当中，利玛窦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就，也成为当时向欧洲知识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16世纪中叶，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正是经过他的倡导和努力，来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18世纪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的无比惊羡。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中国器物引领欧洲时尚，中国宫殿风靡欧洲各国
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被称为“汉风”(Chinoiserie)的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17世纪以来，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据说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曾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妇女们常用它来治偏头痛。在1650年时，英国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为5英镑，而1磅(0.45千克)茶叶的价值就高达10英镑。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往往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此外，来自中国的漆器、墙纸、扇子乃至轿子等都一度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这种需求的日益剧增，使当时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们大发横财。到1692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赢利总额已超过1亿法镑。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欧洲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时尚，包括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1670年，一向以奢华著称的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马上引来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风格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
由于中国时尚的狂热流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趣闻。1672年，当传教士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时，马上就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1698年，巴黎曾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中国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会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到后来，人们却发现她只是一位来自法国乡下的女骗子。
中国文化滋润欧洲启蒙运动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到18世纪时，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说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如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献，还在其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草稿中，将《论语》中“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改写成诗句。
18世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流行，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戏剧的风靡上。1735年，法国的马若瑟神父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戏剧热。伏尔泰又进一步改编《赵氏孤儿》，并取名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1755年8月20日，当《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次上演时，立即在民众中引起巨大轰动，一连演出了很多场。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先后上演了这部中国戏剧。据统计，仅在18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至少有4个改编本和3个英文译本。
借鉴中国文官制度，打破世袭官僚体制
在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这难免会带来许多弊端。到18世纪，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垄断，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文官制度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蓝本。
早在17世纪之初，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就发现了科举制度的优越之处。经过他们的介绍，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夫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在大革命后参考中国科举制度，引进了竞争性考试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
在治理国家方面，欧洲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有“欧洲的孔子”之称的魁奈，就非常赞赏儒家的治国思想。1756年，经过他的极力说服，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不可否认的是，在18世纪的“中国热”中，欧洲也曾出现过一些盲目跟风的情况，但这次热潮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的日渐衰落，“中国热”也在欧洲逐渐降温，但它的影响仍持续了很长时间，如马克思就曾给他的两个女儿取了“中国皇帝”和“中国皇太子古古”的绰号。
《环球时报》 (2006-06-22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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