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83年前红墙下的党史之谜
南方都市报杨晓红 许黎娜
就是这条曲水流觞、绿树成荫的宁静小街，就是这条不过300米长的寻常巷陌，就是这段看似平常的红色墙基，其背后埋藏着一段扑朔迷离了近半个世纪的党史之谜。83年前，广州东山区恤孤院路31号、一栋独立二层普通民居内，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及政策就此奠定。
经历日寇炮火后这栋独立二层普通民居仅存墙基，经过有关人士三十多年的呼吁和努力，今年7月1日，“中共三大”会址将以博物馆的形式将83年前那一段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峥嵘岁月，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广州六月，天气灼热。沿烟墩路下行左转，一条幽长的小巷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恤孤院路。小巷宽约5——6米，全长也不过300多米。巷子两旁是一幢幢建于上世纪民国时期的红砖别墅。
“小时候还见过刻在墙上、写着中共三大会址字样的大理石牌”，在东湖街住了60多年的李伯，很乐意带记者一道去找中共三大会址——恤孤院路31号。
抢修
红色墙基成唯一建筑遗迹
约走十分钟，一个小小十字路口，出现一处繁忙工地。这里就是原中共三大会址，眼下正在进行着“三大”旧址保护和纪念馆建设工程。
原先镌刻大理石牌的那堵仓库旧墙已经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长约3——4米的褚红大理石墙，上刻行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一旁杂乱工地上，工人们正顶着烈日铺设广场地砖或栽种绿篱。
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广场中央的一长形凹槽内，数十块斑驳破旧的红砖墙基，砌成两排，正在等待安装最后一道工序——透视玻璃。
因会议旧址早已毁于日军炮火，这些红色墙基，就是今年考古部门在挖到地下第六层地层时，所找到的中共三大会址唯一的建筑遗迹。
为认定这一段墙基，今年2月初，广州考古部门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现场发掘辨认，并结合当年“三大”代表的回忆记录与早年的广州地图最终得以敲定。
“工期确实很紧张，七一这里铁定是要开放的啦”，受政府部门委托前来拍摄工程进展的中国摄影学会会员陈先生说，除了这个采用覆盖式透视会址遗址的露天小广场，整个“三大”旧址保护和纪念馆建设工程还包括广场后边一幢新建的两层楼博物馆和其后边的一个街角小游园，以及复原旧民居5号楼、原中共中央曾办公过的春园等，整个工程占地5359平方米，省市共同投资8000多万元。
工地后边，与周边环境十分和谐的新博物馆，则一袭红墙，显得醒目而肃静。目前馆内的主体设施已基本完工，装修人员正在进行内部展品的设置、摆放等。这里届时将展出的“三大”决议文献、会议实物、油画像、复原场景、会址沙盘等展品，总共达到600多件。
原“三大”会址对面的逵园，已翻修一新，沿新合浦路方向下行50——60米，是一碧透小河湾，湾上一道小石桥。河边一连三栋外形一模一样的西式小洋楼，即为春园。中间一栋春园24号，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办公的地点，陈独秀、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曾在其二楼住过。
老广州人讲，当年春园前的小河是通珠江的，孙中山经常直接从珠江乘了船，来到中共中央办公的春园，与陈独秀等人商谈两党合作。
逵园、简园、春园，三座与中共三大紧密相关的见证者，再串上一条不长的恤孤院路，83年前发生的故事，开始在这幸存的历史背景中逐渐清晰——
溯史
30多人激辩国共合作
1923年6月初，广州已进入盛夏。
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操湖南口音的年青人，悄悄从上海乘船来到了广州。这是毛泽东一生11次来到广州中的第一次。这一年，他刚好30岁，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
与他前后抵达的，还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党代表和工运领导，如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徐梅坤等。他们大多在半月前已接到秘密通知，是前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会议的。
此时，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刚刚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在这些代表身后寄望的是全国420名党员，其中110名正在狱中。（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的广州东山区，还是属郊区，较为荒僻。为安全计，负责筹备会议的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恤孤院路31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
这是一幢独立的普通二层民居，楼上楼下各两间，楼上有十多位开会代表住宿，楼下南间则开会用，稍大一点的北间作饭厅。会址西边，是一大片的荒草地和鱼塘。
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国共合作。尽管早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时，有关国共合作的议题就已争论不休，但在“三大”会场，两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依然引发了争论。
开会期间的天气实在闷热，年轻的毛泽东经常脱了长衫，只穿白粗布短衫开会，“他头发从中间分两边，较长，披在近耳朵边上”。
会议期间，毛表现活跃，常和蔡和森等左派发生长时间辩论。“最激烈时，毛甚至要站起来讲话”，徐老回忆。
会后，毛通常会散步到距会址不远的风雅简园，探望湖南老乡谭延闿，以劝说时掌有兵权的谭，实现国共合作。
从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通过了12份正式文件，内容涉及国共合作、中共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共党纲草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同时，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毛首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进入中央局，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
寻踪
特殊年代里的艰难调查
中共三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撤离广州。由于建国前党的活动多属秘密进行，史料中对三大会议地址的记录，也多是以“广州东山”概括，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1938年夏天，在广州沦陷前，恤孤院路31号的这栋平房毁于日军炮火。事后，人们在原址上重新搭建了一处仓库库房，用来堆放建筑原料。后来这里还住过人，卖过煤和陶瓷，修过摩托车，也经营过印刷厂和书画店。
从1923年至1972年，整整49年，中共三大会址究竟在哪，一度成为中共党史的一段不解之谜，直到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对该会址的一次大规模持久调查结束，谜底才彻底揭开。
当年在广州——革委会工作的黎显衡至今仍保存着30多年前小笔记本和调查报告。这位严谨的历史学者，曾参与了上世纪70年代初寻找“三大”会址的全过程。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黎显衡说，在“文革”前，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他提供了会址一个更具体的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泛，无从下手。“参与‘三大’会议的代表，凡健在的，在“文革”中都心存余悸，说话办事无不相当谨慎”。
1972年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三大”会议参与者徐梅坤老人，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当年“三大”会议旧址。
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
“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老人十分激动，说当年开会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复建
长期搁置后曙光再现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1972年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见清晰。
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是为恤孤院路3号。
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正式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提出：“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中共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作了复原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打了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革动乱还没结束，这份请示报告因此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这一耽搁就是整整26年。
虽然“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共党员要求为“三大”会址建纪念馆，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因此“三大”会址复建的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2000年1月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2002年4月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2002年7月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时隔83年之后，作为省市高度重视的“广州21个文化项目”重头戏之一的中共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重新出现在了广州人面前。
6月23日正午，阳光明亮地晃人眼睛。七八名外地民工顾不上吃盒饭，抓紧赶铺“三大”会址小广场上的一块块地砖。
为体现历史的厚重感，这些地砖是专门从云浮挑选来的麻石地砖，其厚度为10厘米左右，比普通地砖厚了一倍。
对于“三大”会址为何不在旧址上盖一栋复原的“新房子”，黎显衡解释说，现在复原出来的建筑样式，多只是根据一些老人的回忆，加上考古科学考证推测而成。这样，重建后的“三大”会址，难免会走样。而这一次经考古发掘出来的、最有价值的遗址——“三大”仅存的墙基，也有可能在重建“新房子”过程中被毁坏。因此，如同北京路遗址保护一样，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真实“三大”会址遗迹，就只是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那数十块红阶砖了。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
●出席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向警予等30人。
●大会讨论并决定与国民党重新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其改造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进入中央局，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
（鸣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黄穗生处长）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