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5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同时发表社论，认为执法机构地位明晰乃是反垄断法的关键。理由是：即使不反行政垄断，而只反一般商业垄断，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垄断执行体系，则该法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反垄断领域，大量执行活动由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承担。法律若不能对该机构的性质、权限、架构及其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界定清晰，则该机构未来的运转将面临困难。更重要的是，未来将要设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某些企业来说，握有毁灭性的权力。按照法治原则，此类权力必得经过法律的明确授予，该机构才可行使。

　　对此，本人认为，反垄断不能寄望于确立哪个专门的反垄断行政机构（这样的机构当然是必要的），否则，会形成事实上的法律问题行政化，不仅不利于反垄断和中国的法治建设，反而会形成更为复杂的部门利益争夺和“去法治化”的趋势。尤其是对于需要大量反对行政垄断的反垄断领域，更是如此。

　　过去，尽管我们的立法方面速度惊人，但是几乎所有的立法行为都没有脱离泛行政化的思路，不仅立法的过程通常由行政力量主导，而且在法律条文和法律设计上，法律的最后执行往往也寄望于某个具体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将具体的执法权力授予某个行政执法机构，而民众启动法律的权利往往被搁置，或者对他们启动法律程序设置了极其高的门槛。其结果是：一，行政部门可以充分运用法律的授权设立、调整机构。机构的权限比较随意，机构的撤、并也很频繁。且由于机构与机构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不可避免的争取自我扩权现象，甚至很多时候形成叠床架屋、交叉行政的景象；二，由于部门与部门、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争夺现象，大量法律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变成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竞争，表面上立法越来越多，但实际上离真正的法治化却越来越远。

　　尤其是像反垄断法这样的法律，在今日中国，它无时无刻不牵涉到反垄断的最根本要害———反行政垄断上。如果将反垄断寄希望于某个行政部门，那么，反垄断的问题将会变成一场权力之间的游戏———比谁的权力更大、谁的“关系”更深、谁的机构规格更高。而反垄断原本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微小经济体与垄断企业之间的关系，则被束之高阁架空在一旁！

　　因此，我寄希望于反垄断法能够走出以往立法的窠臼，让民众和法院成为反垄断法的执行主体，在具体的法律条文设计上，赋予最自由、最充分、最低门槛的普遍公民启动该法律的权利。如此，将是我国立法思路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追求法治的根本体制，法律也毫无疑问将成为民众权利的通行证。否则，即使立法上明确确立专门的反垄断行政机构，即使将反行政垄断详细写入反垄断法专门章节，我们也不能对该法寄予过高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