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
因为紧邻金三角,云南边境首当其冲遭遇“毒”害。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门打开,金三角的毒品开始成规模地流入国境。最初,这些毒品只是借道云南边境,经由广东,流向香港,再流向欧美等地。不过很快,云南边境也成了毒品消费地。
“在当地,不太熟悉的人递给你一支烟,最好别抽,因为很可能含有毒品,从此上瘾。”向春玲说。毒贩们有时用这种方式卖毒品。
向春玲亲眼见到当地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一户5口之家,家里有4口人吸毒。丈夫因吸毒死亡,妻子被送进强制戒毒所,两个儿子也都吸毒,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家里穷得只有四面泥巴墙,连床都卖掉了,灶也废弃了,只剩79岁的老母亲,独自守着一口棺材。老人的生活全靠村里人接济。如果村里人哪天忘了送来食物,老人就得挨饿。
当向春玲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递过去时,老人紧紧抓着向春玲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旁边的村民说:“让钱在老人家手里好好捏一捏!”
这样家破人亡的事件,当地并不鲜见。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姓张的吸毒汉子,在不到10年时间里,先将妻子卖到外省,又将女儿卖到陕西,随后将惟一的孙子也卖掉了。紧接着田地出租了,房屋变卖了,直至最后,自己因吸毒过量死亡。
200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这位汉子所在的村子,共有村民150多名,而吸毒者竟有43名。在这些吸毒者中,一半以上的家庭破裂,80%的人负债累累。从2001年以来,有15人因吸毒而死亡,13人离家出走,给这个穷困的村子留下了6个孤寡老人和6个孤儿。
当地人告诉向春玲,一个家里只要有一名吸毒者,就会将整个家庭拖垮。毒瘾发作时,吸毒者六亲不认,甚至会拿着刀子向亲人要钱。一个村里要有几名吸毒者,整个村子会鸡犬不宁。
这样的吸毒者群体,在云南数目庞大。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云南全省有吸毒人员6.8万余人。
向春玲前去调研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四分之三的区域与金三角接壤,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一州之地,吸毒人员竟超过2.5万人,平均每100人中有2至3人为吸毒人员。
在德宏州的陇川县,当地政府给向春玲出示的一份资料称,该县是“全省乃至全国毒情最为严重的县”。截止2004年11月,这个有着17万人口的边境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共有1万余人。平均不到20人中,便有一人吸毒。县里80%以上的村寨普遍存在吸毒现象。
在这些吸毒人员中,50%以上是青壮年,除极少数还能正常劳动之外,大部分劳动力都因吸毒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中35%以上的贫困人口皆是由于家庭中有吸毒人员而导致。
当地人引领着向春玲参观了吸毒人员众多的村子,俗称“吸毒村”。
有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吸毒村”,虽然紧挨着公路,但村里到处“破破烂烂的”,村里大多是木制平房,全村几乎没有楼房。进村的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
一个村民对向春玲说:“我们村连续8年没有喝过喜酒了。”
没有年轻女子愿意嫁到这里,而村里不少原有的已婚妇女也纷纷改嫁外地。吸毒人口陆续死亡,村里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翻开陇川县的吸毒情况统计表,在册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的乡镇,有6个,其中有3个乡镇现有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而有两三百名吸毒者的村子,在当地比比皆是。
当地人告诉向春玲,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吸毒没有戒断的一批人,基本已经死亡。现在,新一批吸毒成瘾者也将在五六年后陆续死去。
“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
该县一份官方资料透露。
向春玲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少数民族发出这样的呼声:“救救我们的民族!”这个在陇川县有着4万多人口的民族,每10人中便约有1人在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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