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

　　许多毒贩都配有枪支。向春玲听说，一些毒枭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发多少枪支的标准来武装毒贩。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那里却有枪声，有流血。”向春玲说。

　　听当地人说，如果听到枪声，他们不会惊奇，知道肯定是发生了遭遇战。

　　临沧市缉毒英雄吴光林便牺牲在这样的遭遇战中。2004年8月30日夜里，他和两名战友在丛林中埋伏了两个多小时，等待情报中过境毒贩的出现。当两个黑影沿着山道走过来时，因怕误伤群众，吴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站住！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接受检查！”话音未落，黑影对准吴光林“砰”的一枪。

　　据说追捕了7天，行凶的毒贩才落网。

　　向春玲在当地公安局调研时，有时遇到一些干警，几天没有洗澡，眼睛布满红丝。她问：“你们干什么去了？”对方回答：“昨晚通宵堵卡去了。”他们接到情报去堵截毒贩，刚刚从丛林伏击回来。

　　向春玲访谈缉毒人员时，有个规矩，访问侦察员不得询问其姓名。她知道，他们其实是“卧底”，是幕后的禁毒英雄。“卧底”告诉她，他们扮演各种角色，什么老板啦，经理啦，需要非常沉着，不能有一点心虚。在与毒贩“接洽”时，电话里声调稍有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毒贩的疑心。

　　有几位侦察员，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们穿着警服，过几天，在别处碰见他们，就见他们正吊儿郎当地扮得像个混混，还朝她笑一笑。

　　向春玲去了设在缅甸境内的一个情报站。那是一个商铺，卧底人员正戴着斗笠在那做生意。陪同向春玲的干警就用暗语跟他们聊了几句。

　　“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西瓜摊老板一样。”向春玲说。

　　然而这样的工作，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凶险。从1982年以来，云南全省牺牲的缉毒干警有40多人，200多人负伤。

　　向春玲发现，因为压力大，这里的禁毒干警大多抽烟抽得很凶。

　　一位乡里的派出所所长说，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不管是抓毒贩，还是抓吸毒人员，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他们总是焦虑和提心吊胆。抓捕之前，他们处于等待、焦虑之中；抓捕失败，会感到沮丧；抓捕成功，又会处于极度的兴奋。

　　“下辈子一定不干这一行了。现在要能换行，马上就换，”这位所长私下对向春玲说，“不过只要在岗位上一天，就一定要抓毒贩，把吸毒人员抓到戒毒所去。”

　　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他的妻儿也分别被标价。一直有人劝他争取调到昆明去，但他对向春玲说：“我不能走，我走了，我手下禁毒的兄弟们怎么办？我要撤了，就是逃兵。”

　　想像中，这位有着20多年缉毒经历的英雄应该是个“高大，浓眉大眼，爱发脾气，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的人，但向春玲见到的杨余，个子不足1．7米，“脸黑黑的，憨憨的样子”。

　　这个汉子不怕独身一人出门。“我不怕，我的命比他们（指毒贩）硬，我能克住他们。”他说。

　　缉毒英雄没对向春玲说什么豪言壮语。吴光林所在禁毒大队的指导员，个子也不高，细眉细眼，性情温和，他对缉毒工作“有瘾”。“我对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有第六感觉。这是一种缘。”在单独访谈中，他对向春玲这样说。有人劝他换工作，他反问：“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