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
金三角的毒品要经由云南边境流入中国,会遇到堵截毒品的三道防线:边境海关和边防部队巡逻是第一道防线;内线交通要道边防检查站是第二道防线;省公安机关在出省的各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检查是第三道防线。 此外还有流动检查。
检查站的缉毒工作虽然不像“堵卡”那么凶险,却很辛苦。向春玲在木康检查站看到,过往的货物车辆几乎都要被检查。既查是否有毒品从境外流入,也查是否有易制毒品的化学原料从境内流向境外。
一位检查站干警,家在40里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即使儿子生病,也只是出外办事时顺便去医院看了一下。
一位检查站队长,7年没有回过四川老家探望父母。每年总想着趁儿子放暑假或春节回老家探望,但每次都因为人手紧缺放弃了。
因为毒品一旦流入内地,缉毒的成本会比边境高出许多倍。向春玲在这里常听干警们说:“我们多查一克毒品,就可以让内地人民少受一克毒品的危害。”
向春玲此行惟一采访到的一名被判死刑的毒贩,便是在第三道防线落网的。此人是一名长途公共汽车司机,因为贩运八九公斤海洛因而获罪。从德宏芒市出发开往昆明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情人将海洛因藏在汽车的水箱里。当车子刚刚开进昆明市汽车站,这位第一次贩毒的毒贩便看见缉毒人员向他走来。“我们肯定被人出卖了。”在监狱里,他对向春玲说。
数据显示,从1982年至2005年,云南全省侦破贩毒案14.6万余起,抓获贩毒人员19.5万余人,缴获毒品共计129吨。
然而当地有关人士给向春玲作了粗略的估算,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其余大量流入内地。
“云南如果禁毒不力,内地将会‘水漫金山’。”向春玲忧虑地说。
“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禁毒情况显然不乐观。
向春玲在临沧地区调研时发现,那种将人体内“毒蛋”“一扫一个准”的X光人体检查机,整个临沧地区只有一台。这台X光机放在流动缉毒车上,来回奔跑于临沧通往缅甸的两条主要公路之间。
毒贩们探听好情报,如果X光机正在这一条公路上检查,他们就从那条公路走;如果在那条公路上检查,他们又改从这条公路走。
向春玲问:“为什么不再买一台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买不起。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价值60多万元人民币,就连这惟一的一台,也是某国际禁毒组织捐赠的。
向春玲心里嘀咕:“如果我们发达地区少吃一顿黄金宴,把钱省下来多买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能多禁多少毒品啊。”
一位卧底人员告诉向春玲,有一次他已经得到情报,计划扮作下家去与毒贩交接货物,但需要60万元现金。这笔钱不能走公费,他找自己的亲友借,结果只凑到28万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毒品贩子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
经费不足成为当地禁毒的瓶颈。
以德宏州为例,这个州年财政收入约3.6亿元,但年财政支出却达12亿元。政府财政中,能用于禁毒的经费,少得可怜。
全州所有公务员,被要求将工资的0.5%~1.5%捐出,用作禁毒。尽管如此,2005年初数据显示,全州所有强制戒毒所一次的最大收容量仅为8000人,只能收容全州约三分之一的现有吸毒人员。更别说这些戒毒所大多功能不全,设施简陋。在一些戒毒场所,只有寥寥几名医生和一些常规药品。陇川县15个戒毒场所中,只有6名医生。
“云南禁毒不是为它自己禁的,”向春玲说,“是为整个中国禁的。”
她认为,东部发达地区应该从资源、经费上帮助云南边境禁毒,针对当地的扶贫工作,也不要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贫困问题。
事实上,毒品问题早已出了云南边境,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内地逐渐出现毒品消费市场。最初,我国只有广东、福建、广西等个别省份有“毒情”。如今,全国除西藏还未发现贩毒案件之外,其余省市地区均已出现贩毒吸毒问题。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已有80%以上的县市发现了“毒情”。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员78.5万名,其中吸食海洛因成瘾人员70万名。
“我们全社会都要认识吸毒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否则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向春玲断言。
在总结她的这次边境调研时,向春玲说:“我有责任告诉人们,云南边境正在发生什么,并且,与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关。每一个人都处在毒品潜在的威胁之下。”
云南边境之外,这种威胁依旧存在。
尽管迫于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压力,近年来缅北地区原先大量种植罂粟的区域开始实行禁种,并替代以其他作物。但是,2005年2月,云南省禁毒委一份工作报告称,“境外毒品对我‘多头入境,全线渗透’的总体态势没有根本改变,‘金三角’毒品种植、加工规模不减。”
多年来,缅甸境内许多民族地方武装,由于缺乏经济来源,毒品成为其培植势力的主要财源。而近来“受缅甸政局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缅北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暗中强化军事戒备,‘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格局更加明显,克钦邦第一、第二特区等原已实现罂粟禁种的地区又死灰复燃,一些毒品加工厂在生产加工海洛因的同时,开始大量制造冰毒等新型毒品,使金三角地区的‘毒情’形势更加复杂化。”
“边境那边,禁种区域偷偷种植罂粟,在当地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向春玲说,“他们只是把罂粟种到更偏僻的地方,那里依旧有地下毒品工厂。”
“那20多天,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次调研。”回到北京后,向春玲说。这位平常随和爱笑的女教授,翻看自己在云南的留影,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张带有笑容的照片。
在她调研结束离开德宏州时,想起那里有一个叫户撒的地方,阿昌族语意为“佛祖的花园”。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处,一块长26公里,宽4~6公里的平坝,清澈的户撒河从中穿过,成群的白鹭在河面上嬉戏,坝子两边是青翠的山峦。这里冬天油菜花开,夏日稻花飘香。但这个“佛祖的花园”却是德宏州受“毒”害最深重的乡镇。这时,她听到车里正播放着腾格尔的《天堂》。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当歌曲这样一咏三叹时,向春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哗地涌了出来,泣不成声。
同行的人不敢吭气,只是不断地递过去一张张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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