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邵玉珍正跟丈夫在地里忙着刨白薯,忽听有人喊她,说通知下来了,她被选上了。
这是去年10月下旬的事。邻居吴家的闺女在《大众DV》杂志社工作,有天回村到邵玉珍家串门儿,唠了一会儿村里的事,村民自治啦,土地承包啦,以及选举和村风等等。 邵玉珍对村里的事门儿清,谈了不少看法。
“大婶子,有件事,我想你参加比较合适。”吴家闺女对她说。
这件事就是“村民影像计划”,是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应“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村民DV”是影像计划的一部分,2005年9月开始面向全国征选10位村民,打算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DV回自己村拍。参加者必须是村民身份,另外要有自己的拍摄主题,围绕着村民自治。
吴家闺女替她报名去了。邵玉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北京顺义杨镇沙子营村生活了几十年,她家种了16亩地,有白薯、花生、京欣一号西瓜。夫妻俩一年到头在地里忙。
通知下来时,正是农忙收白薯。听说过几天还要进城培训,邵玉珍天刚亮就下地,紧刨了两天,总算把白薯刨完了。
得知自己被选上,邵玉珍反倒有些发憷。毕竟是55岁的农村妇女,这些年,一直闷在村里,整天围着地头、灶台、孩子转。冷不丁让她拿起机器拍片子,能拍出来吗?她心里直打鼓。
但有一种东西在吸引她,拽着她往外走。她在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出去,一辈子就到此为止了。其实,这些年她并不甘心。邵玉珍是初中文化,像她这个岁数的人,有这种文化程度的,没人留在村里当农民,早都进城工作了,她说自己没路子,所以沉底了。
没过多久,邵玉珍到北京城里参加培训,住上了宾馆。在工作站,她开始接触纪录片。
刚拿起DV,邵玉珍的手有些发抖。学会了开机、关机后,就被放出去实拍,先拍静止画面,再拍人物。1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开始报自己想拍的选题。有想拍村里采石场的,有想拍扶贫款发放的,有拍选举的,有拍分地的,还有拍藏民如何转向旅游的,轮到邵玉珍,她说想拍“包地”。
带着这个作业题,3天后,邵玉珍拎着一台DV、10盘带子回到沙子营。吴文光告诉她,万一“包地”拍不成,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随意拍。总之,一个月内,要把10盘带子拍满。
结果,村里包地的会一拖再拖,老也不开。邵玉珍发愁:我拿什么交作业?那就碰上什么拍什么吧。正赶上村里收获大白菜,人们忙着砍白菜、卖白菜,邵玉珍就拍这。她拍了村民在马路边截车卖大白菜,拍了人们如何侃价,怎样把买家领地里看菜,砍菜,最后装车。她还拍了在马路边等车时,村民们谈天说地、插科打诨、开玩笑、发牢骚的场景。一个妇女在镜头前抱怨,家里买了假种子,今年的大白菜算是瞎了,怎么伺候也长不大,想索赔也找不着人。
得空,邵玉珍就拎着DV机在村里转悠,见人盖房拍盖房,见人打草帘拍打草帘,见人吵架拍吵架。一天晚上,她听见前院又“叮咣”打起来了,平时,邵玉珍就常给那两口子劝架。她装上一盘带子,赶过去,心想把俩人打架的样子拍下来,他们嫌寒碜可能就不吵了。结果两口子见有人来了,吵得更凶,根本没理睬邵玉珍手里的机器。男人依旧扯着嗓子骂,邵玉珍只好一边拍,一边忙着劝架。
一个村子生活了几十年,村民们跟邵玉珍太熟悉,对她手里的机器根本不理会,镜头前该干嘛干嘛,该说啥说啥,特别自然随便。见邵玉珍东拍西拍,只是觉得好玩,还像往常一样跟她拉家常:“大婶子,你照相呵?”“你家白菜卖完了吗?”“是不是发财了?”“你照相,干嘛使呵?”“大婶子,你给我家照照去,我家正盖房呢。”
别人跟邵玉珍说话,她不能不言语,结果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全被机器原原本本地录下了。
她去拍邻居家盖房,盖房子的男人问:“你那是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邵玉珍说:“照着玩,什么意思都没有。”房主狐疑:“什么意思没有,照我们干啥?”邵玉珍大声道:“照着玩儿没说吗?这农民就不兴有点儿这生活?”还是不太信:“你指不定干什么,给我们使上点记号了吧?”邵玉珍顶上一句:“这是纪念,不是记号,您别把别人的好心当驴肝肺。”
有时拍摄,邵玉珍好像忘了是在拍DV,在机器前自说自话:“糊了糊了,我找不着焦点了。”到现在,她也弄不明白什么是焦距,怎么对焦。
眼瞅着要交作业了,临走的前一天,一大早,邵玉珍拿上机器,让丈夫老张当解说,俩人围着村子拍了一天。10盘带子算是拍满了。但没拍到包地的事,她有些不好意思回工作站。
10位村民又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邵玉珍觉得别人拍得都比自己好,当初想拍的基本上都拍回来了。邵玉珍和剪辑师在电脑前坐了一天,从她拍的10盘带子里挑出几小段:地头的大树,找村主任谈话,前院人家吵架,两个妇女在打帘,后院人家盖房,挖掘机挖沟,等等。邵玉珍至今还有些过意不去,等把她的带子剪完,剪辑师都吐了。
邵玉珍给自己的小片起名《我拍我的村子》,没想到一下就通过了。
因为没拍成包地,没主题,没框框,想拍就拍,很随性自然,邵玉珍的片子歪打正着,脱颖而出。她没想到,《我拍我的村子》获得了“村民DV计划”的一等奖。
获奖理由是:“摄像机好像成了作者身上的一个器官。这种亲近,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幽默感——它们都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出自于本能的率真和本色,是评委们决定把首奖给予这个作品的主要理由。”
除了专业人士的评选外,工作站又请了5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评出“特别奖”,结果特别奖又让邵玉珍得了。一个摆摊的妇女见了邵玉珍说:“你拍的,就跟我们村子一样。”
“村民DV计划”活动结束了,手里使的DV归了邵玉珍。她说以前拍是为了交差,现在,她的拍摄兴趣给逗出来了,拍得更加勤快,得空就拍,有时下地也背着摄影包,到眼下已经拍了30多盘带子,内容包括《我们村里的人》、《我们村里的农活》、《我们村里的副业》、《我们村里的外地人》、《我们村的文艺演出》等等,越拍越觉得村里有好多东西可拍。
但邵玉珍怎么也没料到,因为拍DV,自己还挨了一顿打。
她拍《我的亲戚》,其中有个亲戚,家里的瓜棚被人放火烧了,报警后纵火者被抓住,但只关了几天就给放出来。失火的人家没得到赔偿,放火者也一直逍遥法外。邵玉珍的亲戚四处告状,光是局长接待日就去了3次,但是没结果。
上个月,她亲戚去北京城里上访,邵玉珍跟着拍,想记录下他讨说法的经过。他们一早就赶到东郊民巷,排队时,邵玉珍拍了街上的场景,马上有人来阻拦她,不准拍。邵玉珍不服,跟人家理论:我在大街上拍,凭什么不准?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我拍,你拿出来,我瞅瞅?她不但嘴硬,还拍了人家的警号。这么着,她被人拽进一间小屋里打了,又在附近派出所待了3个小时。最后,她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来人才把她接走。
好长时间,邵玉珍都想不开。她说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只是皮肉伤痛,但她心灵的伤,更痛,心里压着屈辱。“打我的人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知道我是个农村老太太,还下这狠手。他们骂我傻×娘们,不跟家好好种地,跑这干嘛?”白天在地里干活时,邵玉珍反反复复地琢磨:“我错在哪里?”别人劝她:“你以为外头都跟沙子营似的,想拍啥就拍啥呵!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拍这些了。”
“拍。我亲戚这事要一直跟拍下去,我要看看最后是个啥结果。”她说通过挨打这事,感到农民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尊严可言。
邵玉珍理解的纪录片是这样的:就是用DV记录下发生的事情。她家是村里科技示范户,去大兴参观种白薯,她把过程拍下来。村里请农业工程师讲课,她把课程录下来,这些对村民们种地有用。今年,她开始拍自己一年种西瓜的全过程,从整地、下籽、栽秧、施肥,到最后的收获,现在正打算拍卖瓜呢。
自打有了DV,邵玉珍更加关注村里的人和事,村里人有事也找她去拍。她认为农民拍DV最大好处是:农民能说自己的话,能在镜头里表现自己的生活。
“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还能拍成个艺术家,当个DV工作者呵?没那想法。咱的本职就是种地,农时不等人,忙农活就顾不上拍。但村里要是发生大事,我也会搁下手头的活,拍去。赶上选举拍选举,赶上包地拍包地。反正记录我们村的生活,记录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
下雨天,村民们来邵玉珍家,津津有味地看她拍的片子。
电视上,放着邵玉珍刚拍的素材,拍的是村里的田野风光。蓝天白云下,一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一大片绿油油的瓜地。邵玉珍一边欣赏,一边啧啧地赞叹道:“瞅瞅,这天多蓝,这空气多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