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吸毒人员每年要“烧掉”6000多万元，相当于该县2003年的财政总收入

　　当地政府修建了不少强制戒毒所、戒毒农场等戒毒机构。但彻底戒断毒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生理脱毒相对容易，难的是心理脱毒。”向春玲说，“他们心里会特别地想。”

　　向春玲在一家戒毒所见到一个吸毒的女孩，骨瘦如柴。最初她因为好奇而吸毒。“刚开始吸的时候恶心、想吐，但过一会就感觉特别美妙。”她告诉向春玲。这已是她第二次戒毒。

　　访谈过程中，正好有干警抓获毒贩，他们拿着缴获的海洛因给向春玲看。坐在旁边的女孩便背转过身，闭着眼，努力不去看海洛因。

　　一位因失恋染上毒瘾的男青年，已是第三次进戒毒所了。为了远离毒品，他打算出去后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远走他乡。

　　还有一个23岁的男青年，三次戒毒都没有戒断，最后，他用一根铁链将自己捆了10多天，叮嘱别人不管见他发作时有多难受，都不要给他毒品。“毒瘾发作时，像许多虫子在啃咬骨头。”有吸毒者这样描述。但这个男青年愣是用这种方式戒断了毒瘾。向春玲见到了那条铁链，有手腕一般粗。

　　数据显示，当地戒毒人员复吸率高达90％以上。

　　吸毒人口耗费了大量“毒资”。如果按照每名吸毒人员每天平均消费20元毒品计算，陇川县一份官方报告称，全县近9000名现有吸毒人员每年要“烧掉”人民币6000多万元，相当于该县2003年的财政总收入。

　　按同样的标准，德宏州副州长柳五三也给向春玲算了一笔账，全州2．5万余名吸毒人口一年最少要“烧掉”1．8亿元人民币，而该州的年财政收入仅有3．65亿元。如果再将每名吸毒者周围4至7名隐性吸毒者算上，全州年财政收入还不抵被毒品“烧”掉的钱财。

　　更为恐怖的是，毒品注射常常与艾滋病相生相伴。

　　1989年，德宏州首次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监测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2004年底，全州累计监测血清17万余人（主要针对高危人群），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124例。“全州已经进入了高度流行期。”一份官方资料披露。

　　据悉，已经去世的艾滋病人给德宏州留下了500多名艾滋孤儿。

　　当地吸毒问题的复杂，远远超出了向春玲的想像。她没想到，一些吸毒人员之所以染上毒瘾，是由于当地缺医少药。

　　一位50多岁的吸毒老太太告诉向春玲，她吸毒是因为患了妇科病。这位老太太所在的村子里，25％的中老年妇女吸毒。这个村子所在的乡，共有2万多人口，却只有一名卫生员。

　　教育供给不足也是吸毒人员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陇川县，每年只能招收300多名高中生，但全县初中毕业生每年却达3000多名。另一个县的教育局长告诉向春玲，该县有18所初中，却只有两所完全中学，升学率仅为20％~30％。一份资料显示：“大量升不了学的初中生们，无就业门路，沦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也成为近几年来新增吸毒人员的主要对象。”

　　“吸毒问题远比贫困问题更严重。”向春玲说，“它跟民族问题、艾滋病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教育问题等相互交织。”

　　有时禁毒人员要戴着手套从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毒蛋”

　　在向春玲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1949年前曾是当地望族的千金小姐。吸毒前家境殷实，吸毒后家徒四壁。村里人说，为了有钱买毒品，她一直在偷偷地零星贩毒。

　　在当地，像这位老太太这种“以贩养吸”的吸毒者占相当比例。事实上，这位老太太只是庞大的毒品渗透网络中微小的一环。

　　她所贩卖的毒品，有一种可能，是境外的毒枭雇佣毒贩“人背马驮”，从深山密林中翻越边境，层层分销到她手中的。

　　向春玲在边境上看到两类极端的村子，一类是“吸毒村”，一类便是“背毒村”。1949年之前，这里边境的村寨便有着好几代人“背毒”的历史。直到现在，依旧有不少当地村民以“背毒”谋生。

　　向春玲见过因“背毒”而“致富”的村子。村里到处可见卫星锅和贴着瓷砖的二层小楼。这样的村子，她只是悄悄进村看一看，可不敢找人访谈。

　　有媒体报道，云南临沧市有个叫班老村的村子，最猖獗时，几乎家家背毒贩毒。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篓为毒枭运送毒品，109人被捕，33人被判死刑。

　　向春玲走了一趟临沧市。这个位于云南西南部的地区，与缅甸接壤的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据公安部门掌握的数字，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毒品来自云南临沧市。

　　从缅北地区通往临沧，有两条公路要道。除去密林里的“背毒”方式，毒贩们经由交通要道运毒也是花样百出：

　　有藏在高跟鞋里的，有藏在女性胸罩里的，也有藏在家具里、汽车顶部夹层、长途车厕所、汽车水箱里等等，还有毒贩将原始森林里砍下的原木挖洞或镂空，将毒品藏在其中。

　　而较多的是人体带毒。有些女毒贩将毒品藏在阴道中。有些毒贩则用避孕套装毒品，然后吞咽下肚。多的能吞下一两斤这种“毒蛋”，过境后到了目的地再吃泻药拉出来。

　　在一个检查站，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有时这些人体藏毒毒贩子几天拉不出来，他们只好戴着手套从这些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毒蛋”。

　　毒贩们还发明了狗体藏毒、液体藏毒等新花样，加大了查缉难度。

　　这里的缉毒人员凭自身的缉毒经验、训练有素的警犬以及一种X光人体检查机来对付这些贩毒手段。这种仪器能发现人体中藏有的“毒蛋”，“一扫一个准”。不过，当地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现在毒枭们也正在改进技术，防警犬，防检查机。

　　让缉毒人员备感头痛的是，毒枭们大量雇佣怀孕妇女带毒。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挺着大肚子或正在哺乳的女人可以免除相应处罚，“即使抓住了也关不了，只能眼巴巴地把她们放了。”向春玲说。甚至有一些女人，为了贩毒而怀孕。

　　当地官员告诉向春玲，毒品是世界上商品利润率仅次于军火的暴利生意。

　　暴利刺激了大批“冒险家”。不仅许多当地人以此为业，从中谋取暴利，据云南省政府一份报告，来自外省和外国的毒贩也正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云南边境。

　　公安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

　　许多毒贩都配有枪支。向春玲听说，一些毒枭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发多少枪支的标准来武装毒贩。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那里却有枪声，有流血。”向春玲说。

　　听当地人说，如果听到枪声，他们不会惊奇，知道肯定是发生了遭遇战。

　　临沧市缉毒英雄吴光林便牺牲在这样的遭遇战中。2004年8月30日夜里，他和两名战友在丛林中埋伏了两个多小时，等待情报中过境毒贩的出现。当两个黑影沿着山道走过来时，因怕误伤群众，吴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站住！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接受检查！”话音未落，黑影对准吴光林“砰”的一枪。

　　据说追捕了7天，行凶的毒贩才落网。

　　向春玲在当地公安局调研时，有时遇到一些干警，几天没有洗澡，眼睛布满红丝。她问：“你们干什么去了？”对方回答：“昨晚通宵堵卡去了。”他们接到情报去堵截毒贩，刚刚从丛林伏击回来。

　　向春玲访谈缉毒人员时，有个规矩，访问侦察员不得询问其姓名。她知道，他们其实是“卧底”，是幕后的禁毒英雄。“卧底”告诉她，他们扮演各种角色，什么老板啦，经理啦，需要非常沉着，不能有一点心虚。在与毒贩“接洽”时，电话里声调稍有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毒贩的疑心。

　　有几位侦察员，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们穿着警服，过几天，在别处碰见他们，就见他们正吊儿郎当地扮得像个混混，还朝她笑一笑。

　　向春玲去了设在缅甸境内的一个情报站。那是一个商铺，卧底人员正戴着斗笠在那做生意。陪同向春玲的干警就用暗语跟他们聊了几句。

　　“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西瓜摊老板一样。”向春玲说。

　　然而这样的工作，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凶险。从1982年以来，云南全省牺牲的缉毒干警有40多人，200多人负伤。

　　向春玲发现，因为压力大，这里的禁毒干警大多抽烟抽得很凶。

　　一位乡里的派出所所长说，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不管是抓毒贩，还是抓吸毒人员，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他们总是焦虑和提心吊胆。抓捕之前，他们处于等待、焦虑之中；抓捕失败，会感到沮丧；抓捕成功，又会处于极度的兴奋。

　　“下辈子一定不干这一行了。现在要能换行，马上就换，”这位所长私下对向春玲说，“不过只要在岗位上一天，就一定要抓毒贩，把吸毒人员抓到戒毒所去。”

　　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他的妻儿也分别被标价。一直有人劝他争取调到昆明去，但他对向春玲说：“我不能走，我走了，我手下禁毒的兄弟们怎么办？我要撤了，就是逃兵。”

　　想像中，这位有着20多年缉毒经历的英雄应该是个“高大，浓眉大眼，爱发脾气，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的人，但向春玲见到的杨余，个子不足1．7米，“脸黑黑的，憨憨的样子”。

　　这个汉子不怕独身一人出门。“我不怕，我的命比他们（指毒贩）硬，我能克住他们。”他说。

　　缉毒英雄没对向春玲说什么豪言壮语。吴光林所在禁毒大队的指导员，个子也不高，细眉细眼，性情温和，他对缉毒工作“有瘾”。“我对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有第六感觉。这是一种缘。”在单独访谈中，他对向春玲这样说。有人劝他换工作，他反问：“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