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垄断近半年来不断处于公众讨伐的峰尖浪口。从“垄断行业高福利”到“垄断企业高利润”，从“霸道收费”到“企业高层腐败”，再到反垄断立法引发的反垄断期待，公众从不同角度提起议程持续对种种垄断现象展开批判。继前天“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竟有十万元”和“吴敬琏称当前贫富差距拉大源自腐败和垄断”，昨天又有两条新闻把矛头指向垄断：分别是《中国证券报》的“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和《南方日报》的“发电成本省1400亿反要消费者多掏1600亿，垄断扭曲了中国电力改革”。

　　垄断何以如此集中地成为公众讨伐的中心，公众的反垄断热情又何以阶段性地如此高涨？我想，这表明中国社会许多年来对垄断的容忍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公众许多年来对垄断积压的不满也到了一个爆发点。正因为公众潜意识中有这种忍无可忍的“临界点意识”，所以大众媒体和知识精英都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垄断。

　　为什么公众对垄断的容忍会到临界点呢？首先在于，一系列的现实使公众意识到：垄断扼着中国经济的咽喉，垄断可能是当前社会发展最大的敌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可能是垄断与公众的冲突。

　　关于中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的判断，学者杨鹏的论述最经典：原来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品的匮乏，如今已转变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即公共品的匮乏———杨鹏的判断确实很精辟，可公共品供给为何短缺和低效呢？问题正出在垄断身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公共品的供给都带着浓厚的垄断色彩，是垄断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和短缺。比如，看病为什么贵啊，表面上是市场化，实质是垄断，医疗资源处于行政垄断之下，政府与公益医院的利益纠缠不清，“上不起学”也源于这种体制性的资源垄断，住房、交通、电力、石油等莫不如此。

　　社会已在潜意识中形成这样的共识：让垄断体制支配中国公共品的供给，既无公平更无效率，只有破除垄断，公共品匮乏这个最大的矛盾才会得到解决。

　　然后在于，中国改革业已从最初人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时期，逐渐迈进了损益划分日渐明显的存量改革阶段———也就是说，在前几年“一部分人吃肉、另一部分人起码能喝点儿汤”的增量改革时期，贫富分化还不是太明显，垄断行业员工多拿点儿资金多分点儿福利，差距表现得不是太明显，乐观的公众也能容忍这种分配不公。可在存量改革阶段，损益划分日渐明显，人人都在与身边的人进行比较，改革让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改革让自己与身边的人有了多大的差距。这时候，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垄断体制所包含的分配不公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显得越来越刺眼———这时候，公众对“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再也难以容忍。

　　还有，原先垄断对公众福利的剥夺还是隐性和谦抑的，可随着“伪市场化”的推进，垄断越来越显化在表现在人们油盐酱醋的感性生活中，从电到水，从电信到石油，从邮政到航空，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经济生活被垄断的控制，甚至能看到自己腰包的每一分钱是如何通过涨价流到垄断链条中去的。

　　社会对垄断的容忍已经到了临界点，这个现实考验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