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个语义有些含混甚至相互矛盾的名词，所框定的是一群无法定位的边缘人。他们怀揣各种各样的憧憬，离开并不遥远的乡村故土，拥挤在城市的边缘，一直以来都在试图以自己微弱的力量，融入他们建设着和居住着的城市。

　　然而，这一切谈何容易！若干年过去了，当故乡的热土已与他们渐行渐远以至陌生，当“习惯的力量”让他们再难以回到故乡生活，当他们的儿女在城里生，城里长，上城里的学抑或跟着他们在城里为着生计而忙活，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女面对着的，依旧是那一个似乎已经铁板钉钉了的苦涩而又无奈的现实：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却只能是城市的边缘人。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却是：发端于我国农村的民工潮，将会一年高过一年。这是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是城镇化建设的需要使然。“座座高楼他们建，条条马路他们扫，宾馆饭店、加工车间，他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却难以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

　　一如专家指出，让边缘人不再边缘化，让进城的农民工从边缘人转变为市民，已经是有关政策、城市管理、社会生活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而这个课题，视点做了不下十期，本期显然也还不会是最后一期，尽管我们有着这样的期待，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路到底有多长？于是我们又有了这样一种期待：期待着这样的等待不再漫长，期待着能够按照国人的善良愿望，早日出一期有关农民工完美大结局的篇章！

　　请读本期 ——《半个城里人》

　　42岁的陈东挤在人才会场的人群里找工作，只听有人嘀咕：“什么年纪了，还上这来蹭”

　　夜幕下，失落感再次涌上陈东心头：这个自己生活了15年的城市，不如从前那么好呆了。

　　有快两个月时间了，42岁的老陈隔三岔五会去人才招聘会场。“在里面乱转着，那些刚下火车，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我挤得东倒西歪的。”说这话时，陈东眼神里充满无助。

　　先村里人一步走出乌蒙大山的陈东，曾是贵州老家全镇“在外头混得最体面的人物”。几次大起大落，“投机取巧”惯了的陈东，也踏踏实实进了厂，凭着以前在农村学过的几门简单手艺，在这个城市一呆就是10多年。可这两年，他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中老是出错。“小小一个错误也会引起老板极度发火。”光去年一年他就被炒了3次鱿鱼。要在早五年，像他这种“熟练工”，是很受厂里人尊敬的。

　　好不容易，招聘会场的宣传单上出现一个自己可能干得下来的职位，陈东赶忙凑上前去，只听人群中有人嘀咕：“什么年纪了，还上这来蹭。”

　　农民工中间流传一句口头禅：“20定出山，40必收山。”40岁，那是一个城市企业精英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对于同样在城市里奉献了十几年青春的农民工来说，40岁就意味着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这段时间“很容易就觉得累”的陈东一直在琢磨：“莫非我也到了该返乡的时候了？”

　　经常失业的刘斌，最近脾气相当暴，动不动就在妻子身上动拳脚。他说她太不明事理，天天劝他回家，“连女人都敢指手画脚了！”

　　其实他也知道，要怪就怪自己总是没事情做。靠他一个人的家，房租、伙食费，还有欠下的赌债，一共近万元欠账，“女人觉得日子没法过了。”

　　老家也有人来电话说，现在农村政策好，干脆回家种地算了。

　　“但，能回得去吗？”淡淡的语气里，透着这个39岁男人内心深处无法对人言说的无奈。这让人很容易联想起电影《半生缘》结尾的那个镜头：沈世钧邂逅曼桢，嘈杂的饭馆里，曼桢轻轻对世钧说：“能见面已经很好了……世钧，我们是回不去了。”

　　“相爱至深的旧情人”尚且“回不去”，更何况“人老珠黄”的这些农民工。要重返日渐陌生的故土，谈何容易！

　　大家都知道，他们背井离乡，就是想给家人挣出更好的生活。尽管城里的生存境况是那样的不尽人意，但当年他把老婆孩子从村里接出来的时候，他可是老家人人都羡慕的对象。

　　“在外当孙，回家作爷。”刘斌说自己没有回去的勇气。

　　杨立新被归为“明显跟农村不合拍”的农村闲人。“这些在城里见过两天世面的人不愿下地干活，半个劳力都抵不上”

　　确实，农民工回乡，并非个个都是衣锦还乡。

　　回老家后，杨立新发现，乡村并非所期待的那般欢迎自己。之前的那种优越感，不知什么时候消逝殆尽。在这个本应属于自己的村寨，他们一家4口明显“水土不服”。先是口音改不过来，几乎没回过贵州的两个孩子，听贵州话都困难，更不要说和小伙伴们在一起讲苗话。妻子岑秋莲是江西玉山人，两个儿子从小在赣南外婆家带。跟着这三娘崽，杨立新似乎更习惯讲赣南话。与自己有过类似经历的“兄弟”都还留在城里，他身边几乎没人“和自己有共同语言”。

　　最不能适应的，还是生活习惯。每天早上，岑秋莲一揭开水缸，想着还要去村口水窖排长队等水，她就忍不住咬牙切齿：“这鬼地方，还缺水！”

　　村里有人议论：“这些在城里见过两天世面的人不愿下地干活，半个劳力都抵不上！”杨立新被归为“明显跟农村不合拍”的农村闲人。

　　突然失去定位，杨立新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干得了什么。读二年级的幺儿子很干脆的一句话“这不是我的家”！让杨立新幡然醒悟。

　　黔东南的苗寨，茅房和猪圈几乎都修在一起：下面是猪圈，上面是茅房。儿子冬冬发现，每次他去上厕所，圈里的猪会起身嗷嗷直叫、咄咄逼人地盯着他看。次数多了，冬冬不再害怕，还老上茅房逗猪玩。可这次，没等冬冬蹲稳，圈里的猪就挺着个嘴巴来“蹭”他。没防备的冬冬脚下一滑，就落到猪圈里去了。

　　岑秋莲一气之下领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了。在村里早已待不住的杨立新也赶紧返城，与妻儿团圆。

　　岑秋莲以前做事的服装厂，早有更年轻的女工接替。回城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她加入了拉把椅子、背个箱子、东游西逛擦鞋子的游击队。杨立新回城半年多了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平时除了安排好两个儿子的伙食，无事杨立新就去找老乡串门喝酒打麻将看碟子，日子越发逍遥。他说：“给个村干部当，我都不想再回老家去了！”

　　随丈夫在“城中村”生活快5年了，但王艳并不感觉这里就是自己的家

　　地处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枫林办事处一片方圆不足400米的聚居区，是贵州农民工的另一个处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城中村”。“贵州村”住的，主要是大方和遵义两个县的农民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需要的劳力以粗工为主。那时的农村，一般是“男工顶家”，大部分外出务工的男人，少有带家属进城的，一般都是挣了钱就走。近十年来，玩具、服装、电器、服务等行业对女工需求量越来越大，自此，城市打工群体发生了重大改变。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家。“城中村”就是这样形成的。

　　社会学者称，“他们留在城市，不再纯粹是为了赚钱，以贴补家用。他们想在城市，找寻除工作以外的爱情或者其他什么。”

　　这是刻在记者脑海中的一幅画面：破败、陈旧、低矮的房屋。横七竖八的巷道里，挤着各种各样的小店面，不出“村”就能买到副食品、化妆品、药品和小家电等全部生活所需。偶尔，身边会走过一两个穿着睡衣的年轻媳妇，懒懒散散的。横贯全村的沟壑两边，餐馆和理发店排出的污水汇成流，寒冷天也散发着一股臭味。

　　这个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村”，没谁清楚住着多少人。“村”里住的，多数不是本地人，但基本以家庭为单位。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很大一部分是北仑港的码头搬运工、装卸工。

　　傍晚时分是“村”里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村”外不远处的都市里，华灯初上，“村”里没有路灯的狭窄街道上则人影憧憧。冷清了一天的商店和餐馆顿时热闹非凡，台球室和网吧里挤满了人。弥漫着奇特繁荣气息的巷子里，传出此起彼伏的划拳声，清一色的贵州大方口音，那是贵州老乡们在许海家聚会。

　　许海是“贵州村”里的大哥之一。2005年春节一过完，他就从老家带了二三十个兄弟出来做港口装卸工人。他的家是租住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电视柜、衣柜等杂物把房间自然分割成客厅和卧室。屋子正中摆着一大个从贵州老家带来的回风炉。红红的炉子桌面上，摆放了好几个正冒着热气的贵州菜。男人们喧闹着，或划拳，或用家乡话说事，或很响声地咂着嘴巴。他们的女人全聚在门口的狭长过道里，蹲的、站的，眼睛几乎全盯着许海妻子王艳手中的铲子。洗净了的菜，丢进油锅里，“滋啦”一声，煞是好听。王艳在离“村”不远的梳子厂上班。随丈夫在这里生活快5年了，但她并不感觉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平时他们也很少和贵州老乡以外的人打交道。

　　一份关于“农民工在城市的人际交往范围和关系网络”的调查报告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仅仅停留在最起码的必需层面；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交往圈仍束缚在亲戚、老乡或农民工的范围内。与城市居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感情方面的交往。

　　调查报告介绍，生活在城里的男民工，无所事事、找老乡聊天、给家里打电话、喝酒是他们业余时间的主要消遣方式，5%的男性农民工承认自己找过小姐。而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则依次为：给家里打电话、逛街、找老乡聊天、看书读报、吃完就睡。感情对于她们来说“像一个遥远的梦”。她们中，多数都“无法或不愿再回到农村”，但“又在城市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归属”。

　　能讲一口地道上海话的范美琪，看不惯“走到哪都贵州话”的老爸老妈，“从农村出来都十几年了，还土不拉叽的”

　　光从范美琪这身装扮，很难相信她是一个长在“城中村”的女孩。能讲一口地道上海话的她，看不惯“走到哪都贵州话”的老爸老妈，“从农村出来都十几年了，还土不拉叽的，一身甩不去的土气！”

　　“我们这是生活在城市，穿得破破烂烂上街，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农村人，不鄙视你鄙视谁？”这个20岁女孩，觉得自己比“城中村”的任何人都见多识广。“最起码，穿着上不能太落伍，多少得让自己看起来有点城里人的样。”

　　父母感觉自己吃了没读书的亏，希望女儿能过得好，省吃俭用给她交纳高额的借读费，让她读城里人的学校。可就因为是正规学校，每次放学回家，她总要绕很远的路，生怕同学知道她“家里住的是租的平房。”上世纪90年代初随父母征战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无根漂泊的成长历程，让貌似高傲、优越感强的小美琪，内心深处藏着一股在歧视与偏见中积压出来的自卑感。没等读完初中，她就直接留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前，她刚找了一份星级酒店收银员的工作。在记者面前，她毫不避讳自己进这个酒店的目的：“早一天搬出‘村落’，做个真正的城里人，有朝一日挤入上流社会。”

　　专家分析，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对家乡的记忆、感情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但从身份上说，他们也还不是真正的“城里人”。更无归宿感，更感到没有家园可依的他们，对种种不平等待遇可能表现得更加敏感，更加怒气冲冲。

　　社会学专家对杭州、深圳和温州的新生代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令人担忧：“新生代基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一些。”

　　张宇是记者在网上认识的这样一个“新生代”，认识他，源于BBS论坛他发的这个帖子：

　　“家，总在不同城市、不同高楼的工地工棚区搬来搬去……爸爸和工友挥汗如雨的身影，像夏天烈日下的雕塑……还记得为了能让我睡个凉爽的安稳觉，妈妈总是早早地就在还没竣工的房子的走廊上，给我和爸爸占一个好点的位子，拉好蚊帐……”

　　从这个帖子，不难读出他的父辈在都市里立足的不容易。

　　张宇觉得自己是深圳人，而且比其他伙伴都要地道。他们到了该升学的年龄都回老家考试去了，惟独他因为成绩向来不好，升学无望，安心在深圳读了高职技校。毕业后，他理所当然地留在城里。再往后的两年，换了五六个工作的他，现在关外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工，收入“快赶上父亲”了，但他并不像打工十多年，才得个小工头的父亲那样满意这个工作。不久前，他向父亲“借”了3500元配了一台电脑。之后名牌服装、泡吧、见网友、处女友，月底花光了钱又悄悄向母亲寻求支援。女朋友和他处了3个月就吹了，理由是，张宇没什么积蓄，“不可能养得活她”。

　　暂时没新女朋友，张宇大部分空余时间用来听CD或上网。前几天他看中一款新的MP3，但还没找到向妈妈借钱的理由。他说他最想要的工作是：轻松、体面，收入又高。

　　李桂花说，“又不可能在城里干一辈子，要是得了重病怎么办？出了工伤怎么办？以后老了怎么办？”

　　听说记者还要去遵义县新舟镇老家采访家里人，“汪丽”这才告知她的真名叫李桂花。

　　李桂花是浙江绍兴一家印染厂的女工。和村里一起出来的其他人不一样，李桂花不喜欢跳槽，想一直在这个厂干下去。好几次，她想去找老板谈签订合同的事，介绍她进厂的老乡赶忙制止她：“你以为老板稀奇你，我们又没什么专长。不信你去，老板绝对是马上开除你，会去找别人。”

　　她心里也明白，在城里再能干再出色，也不可能得到培训升迁的机会，但读过高中的她，还是梦想着在自己生存的都市，有起码的一些保障。“我们出来打工，不可能没病没灾，再说，也不可能在城里干一辈子，要是得了重病怎么办？出了工伤怎么办？老了怎么办？”

　　面对来自家乡的记者，在宁波打了12年工的夏兴旺，依旧难平心中的愤怒。经历过无数次失业的他，这次心里尤其“憋火”。原因是老乡小胡在甲板上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小胡摔成了左腿粉碎性骨折，和他一起做事的23名贵州老乡，也全部遭遇老板的辞退。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3人的3万多元工资，甚至相关证件都被扣下来了。老板说，他们没有义务为小胡支付医疗费用。那3万多元，刚好抵消了他们帮小胡在公司借支的医疗费。

　　这时，大家才弄明白，为什么帮小胡取钱时，公司要求他们一个个必须在一张纸上签字。他们找到当地劳动局要求协调。劳动局要求他们每人交300元仲裁费。钱很快交了，但事情却没有进展，反而是公司将23名贵州籍务工青年全部开除。

　　感觉自己上当受骗，想不过的老乡们愤怒地上门找老板评理。赶来的110民警“警告大家不能乱来，要找正当渠道反映”。

　　夏兴旺说，“不知道哪里才是正当渠道。”老板掌握了雇用与否的大权，“怪只怪我们自己没有签合同，不是我们不想签，是人家老板开出来的起码押金，我们付不起！”

　　好几个月了，局面一直就这么僵持着。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

　　2006年春天，《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

　　但愿，新出台的国家文件，能早一天解决远在他乡的这群贵州人的燃眉之急。

　　更愿，这群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能早一天不再被城市歧视。让他们在城市，不仅仅只是劳作着、生存着，而是能像大多数的城市居民那样，生活着、享受着。　作者：李缨赵国梁杨静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