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印象

　　藏香缭绕金顶，酥油醇香从大昭寺里弥漫出来。消防车停在朝圣人群的身边，车顶上穿着明黄色消防制服的小伙子正向寺里眺望，步话机突然刺啦刺啦响起，念经的声音立刻淹没了他的对话。

　　拉萨的中心是八角街，八角街的中心是大昭寺。1300年前，文成公主带来的释加牟尼12岁等身金像供奉在正殿，这里是拉萨朝圣的中心。磕长头的熟练地用佛珠记下磕头的次数，转经的各怀心事地亲吻经幡，祈求好运。

　　藏历四月十五日，是萨嘎达瓦节的高潮，阿里、日喀则和全藏区的人们都来此转经。萨嘎达瓦是藏族人一年中最隆重的宗教节日，相传佛主释迦牟尼降生、成道、圆寂都是这天，因此这个月要举行各种活动加以纪念，久而久之这些活动会集成了规模盛大的转经。转经道有三条，绕着释迦牟尼殿在大昭寺内的走廊上转，是通常所说的拉萨内圈转经道，中圈是绕着大昭寺转的八角街转经道，外圈是林廓转经道。

　　我想在这个传统节日里体会拉萨味道，这种味道是如此复杂。

　　风从山间吹入河谷，荡得拉萨河波光粼粼。白色的拉萨大桥以几个简洁的跨越，跳过河水直奔拉萨城区。拉萨就建在水中央。

　　进入城区，红绿相间的飞檐，裹在彩色的风马旗下，让拉萨城充满生气。城区不大，坐车十几分钟就可以转一遍。建在山上高高耸立的布达拉宫是城市最明显的地标。与周围的雕塑、宾馆相比，布达拉宫有些孤独。为了保护古迹，布达拉宫每天都限制参观人数，本地人买票的价格远远低于旅游者。

　　我们花100元登上了布达拉宫。站在上面向拉萨市区眺望，街道横平竖直，像是统一制作出来的。只有八角街上的小巷子曲折通向旧城区的中心大昭寺。

　　90多年前，英国军队进入拉萨时也觉得布达拉宫有些孤独，但不是因为与现代建筑的格格不入，而是因为相比它的壮丽，周围的房子都是“满是尘土肮脏的”。我们在布达拉宫里买了一套明信片，上面显示是1998年拍摄的图片，那时布达拉宫脚下还是破旧的房屋和黄土，而现在已经修葺整齐，还有几家藏餐馆和照片冲洗店。

　　1000多年来，凭借高原阻拦，拉萨得以“独善其身”，直到100年前，英国记者坎德勒随英国军队打进拉萨，在进入拉萨的前一天，他写道：“我们将揭开东方最后的一个秘密，人们没有绘制成地图和照过相的禁地也就不复存在了。”

　　100年内，拉萨历经英国入侵，清末维新，龙厦改革，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再到当今的改革开放年代，从政教合一的传统社会一步跨入实行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再到今天的转型时代，传统生活面临现代化的冲击，宗教理想经受着世俗生活的诱惑。坎德勒在100年前向他的读者提问：“目前西藏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例外……但总有渴望中世纪浪漫色彩的人，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没有露出真面目，有一个地方仍停留在古代文明阶段，我们这些大人也是小孩，为什么就做不到至少留下一个城市不去触动它呢？”

　　事实上100年来，拉萨不断调整着碰撞带来的矛盾：西餐厅挨着藏餐馆，藏餐馆贴着川菜馆；僧人们戴着墨镜在德克士吃炸鸡；藏族孩子当街撒尿后去网吧冲浪……去年在拉萨采访，街头贴了不少憧憬现代化生活的海报，每一幅海报，都有一个神采奕奕的火车头在雪山蓝天的掩映下直面扑来。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新的冲击已迫在眉睫。

　　时光在强烈的日照和熏香中错乱，T恤、僧衣、藏裙、夹克在布达拉宫外墙的街道上顺时针流动。我们跟着人群一边转经，一边布施。走在布达拉宫前的北京路上，感觉就像是内地某个普通的中小城市，规划笔直的道路，整齐高大的路灯，以及远处白色的拉萨大桥。如果没有布达拉，没有络绎不绝磕长头的人，没有屋檐窗棂上翻飞的经幡，也许会让人忘记这是拉萨。

　　在大昭寺的八角街，还有让我无法忍受的膻臊气味也彰显着拉萨不同于内地城市。这里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在多数巷子口和拐角都有浓重的这种气味，有的地方还设有开放式的小便池，男人们一转身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小便。走在转经路上，不知哪会发出这样一阵臊味，以翻江倒海的速度折磨着胃，我闭气快步走过去，但周围的人早已习惯，若无其事地转着经筒。

　　游牧民族不用像农业民族那样积肥，草原上不需要卫生间，这个习惯被带到城市，会让新来拉萨的人有些难堪，但对几千年来都如此方便的人来说似乎更顺乎自然。

　　在萨嘎达瓦节，在林廓路要格外当心，以免踩到坐在地上的乞讨者。窄窄的便道上乞讨者坐了三四排，只要给了一个人，就会有十几只手从底下伸上来。我问我的小翻译——西藏大学的学生尼玛(化名)，这个节日和汉族哪个节日像，他想了很久说，元宵节。像汉族人过元宵节一样，这一天藏族人都出来“逛”，但他们看的不是花灯，而是佛祖，不是逛街而是转经。

　　这个节日是如此特别，很少有民族像藏族一样在这天慷慨布施。一个僧人在林廓路的一堆乞丐旁停下，快速插秧般把一角纸币塞到每个乞丐手中。路人也会停下，弯下腰，布施坐在那里夹裹着灰泥、酥油和虔诚的灵魂。

　　第一次来拉萨，我发现乞讨者如此心安理得，把讨到的毛票码得整整齐齐攥在手里，或者坐在墙根下一言不语。他们不用编造悲惨的身世，不用把残疾的身体露在外面，更不会在地上书写一串大大的文字介绍自己行乞的原因。

　　布施的人又如此多，藏族朋友曲增和十几个朋友兵分几路去布施，“一天散出去20万元。”曲增是家酒店的老板，他说这是习惯，就像汉族人过年要吃饺子一样自然。汉族人春姐来拉萨有20年了，跟着老公在拉萨做建筑生意，这天出门前，她的坤包里塞满了一角两角的钞票。

　　乞讨的行价是每次一角，甚至可以找零。一次，三个脏乎乎的孩子走到我们临桌，吃饭的藏族男人掏出一元给其中一个，他找回九角，藏族男人给另两个也一人一张纸币。几天后我给了一个乞讨者10元，不用说，他找了一堆零钱给我。

　　嗑长头的人受到尊敬，从家乡到拉萨的漫长旅程让许多人“破产”，为了帮助他们的圣行，每个藏族人都会分给他们糌粑或金钱，于是拉萨的乞讨者总会受到善待。

　　尼玛领着我在林廓路上游荡。他告诉我，乞讨的人中除了那些朝圣的农村人、尼姑、僧人和真正的乞丐，平时捡废品的汉族人也会混进来“临时客串”。

　　“我们讨厌这种人。”尼玛说。“他们沾污了乞讨。”

　　为了对付欺骗，尼玛要我分辨清楚后再给钱。高原强烈的日照让每个人脸上都黑红黑红，从肤色上很难分辨他们是哪个民族的。怎么分辨呢？他沉默了一会说，看眼神吧。凭着“眼神”，他领我找到了坐在墙根阴影里的多吉。我们看到他时，他正和几个男人喝酥油茶，聊天。他是7个讨钱人里唯一带着孩子来的。尼玛说他们眼睛诚实，像是真正的牧民，我却只看到了一双黯淡浑浊，没有光彩的眼睛。我们上去搭讪，几分钟后发现尼玛的判断也不尽正确。

　　我们问多吉从哪里来，他没理我们。我抽出几张一角钱分给他们，多吉才开口：一个月前他们从日喀则的定日县一路磕长头来到拉萨。“为什么来拉萨？”多吉探过半个身子，终于听清我的问题，然后他大声用藏语说，为了赶上今天讨钱的大日子，也为了来拜心中的佛。多吉带着孩子，他说让孩子见见世面，而且带着孩子也容易讨钱。

　　村里的生活不富裕，多吉说村里大多数青年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伸出三个黑黑的手指：“一个家里如果有三个男孩子，一年就能赚一万元。”讨来钱干什么用呢？多吉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买粮食，买拖拉机，供养孩子。”

　　我们告别多吉后，尼玛有些不好意思，他靠眼神找到的还不够“正宗”。

　　我们走过布达拉宫来到德吉北路，看到了一个黄袖子男人在讨钱。黄色在藏族人看来是非常神圣的，只有出家人或者虔诚学习佛教的人才能穿黄色。我停下来，给他一角钱。他接钱的姿势和其他人不同，低着头，甚至有些害羞。我蹲下来，尽量靠近他，发现他额头上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月强子。

　　尼德49天前他从家出来，从那曲的羊客县第五村一路磕长头来到拉萨。这段公路，我们开车只用6个小时。我夸他有毅力，他不好意思地搓着身上的牦牛皮围裙。那是一整张牦牛皮，很多藏族人在千里跋涉时都会带上一个围裙，有的是皮的有的是塑料的。尼德一路走得显然很辛苦，不仅额头上磨出了厚厚的月强子，结实的牦牛围裙也磨出了一个大洞，他一边聊天，一边用手抻平有洞的牦牛皮。他反复向我们强调，他不是特地为讨钱，因为回家的路费不够了，他和一个老乡从家里出来带了3000元，全花光了。

　　他的一个96岁的舅舅是位僧人，告诉他只有虔诚信佛学习佛教才能赎罪。他希望自己转世能变成人或比人更高贵的神，甚至佛，他一路冒着风雨就是为了赎罪。你有什么罪？也许是我问得最白痴的问题，但尼德神色正经，他说，活了这么久践踏了草原，吃了牦牛肉，都是罪孽。

　　我被拉萨的阳光烤了半小时，口干舌燥，我问尼德想吃点什么，他连忙摆手，我坚持问，他调皮地吐出粉红色的舌头说：“雪碧。”我买了雪碧和牦牛肉给他，他非常高兴，双手合十连声谢我。

　　他告诉我，这次出来这么长时间也挺惦念家里的，两个孩子大儿子14岁小女儿也有8岁了，都在学校上学，家里只有老婆一个人，他临走时雇了一个工人帮老婆放牧。家里有34头牦牛，43头羊，在村里算得上有钱人了，他每月给帮忙的工人100元。

　　他对孩子期望很高，我问他是否希望儿子也信佛，尼德却坚定地说：“不。”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他上小学五年级时考上了天津红星藏族学校，但父亲死了，12岁只好辍学。他希望孩子们学习汉语，“能说汉语的藏族人是有知识的，走到哪都会有前途。”

　　汉语和前途画上了等号。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母语会在另一个民族的心中占这么重要的位置。不过，尼德也担心孩子们学好汉语后都“飞”了。“如果我老了，没有人继承家业。”尼德说了一堆，尼玛只简练地翻译成了这句话。

　　尼德的家离铁路只有13公里，我问他如果铁路通了生活会不会改变，他说可能给会说汉语的人带来幸福，但他们不会说汉语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他的眼睛一直对着太阳，有些累了，眼睑垂下来，高高的鼻子被晒得冒油。

　　我不希望尼德情绪越来越低落，于是问他一路磕长头过来沿途风景是不是很美，他尴尬地笑着嗫嚅半天说，没看。因为在他心中佛是比风景还美的事物，除了走过一段非常陡峭的斜坡外，一路还算顺利。他和老乡一路借住在藏族人的家里，而到了拉萨就只能租房子住了，这是大城市，没有人愿意白给他住。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回去的路费，即便讨到钱也不够了，况且尼德还想给孩子和老婆带礼物回去。我问他礼物是什么，他指着尼玛脖子上戴的塑料做的小佛像说，就是这个。这个小佛像在拉萨不过几角钱一个。我们离开时，他说还要再呆20天，要攒够钱。那时，铁路应该通了，尼德一辈子没坐过火车，我问他想不想坐火车回家，他反问我，火车票比汽车票贵吗？回家要多久？

　　如果不是陪我，尼玛不会在白天出现在转经的人群中，他和几名同学凌晨3点已经转过山了。但更多的藏族人还是千里迢迢赶来了。

　　泽郎王清就把拉萨三条传统的转经线路都走了一遍。来拉萨第一天就有朋友向我推荐“玛吉阿米”藏餐吧。站在大昭寺广场上，能看到玛吉阿米黄色的外墙和英文招牌“RESTERANGT”。在“玛吉阿米”三楼的天台上，几乎都是外国人。泽郎王清就是这个餐吧的老板。

　　我们来时，王清从纳木错做完法事刚回来。曾经当过播音员的王清声音浑厚，穿着黑色“NIKE”运动衣，他故意把领子立起来，从不抽烟，偶尔点只雪茄。

　　不时有服务员拿新调试的咖啡让他尝试，周围穿着各异的游人窝在沙发里聊天，看书。王清说话时喜欢用手势，尤其是讲到藏族文明，他摊开手掌用力向空中画去。“我做餐厅要宣传藏族文化，”王清说，“来玛吉阿米就能感受藏族的文化氛围。”

　　1989年泽朗王清第一次到拉萨，“就想看看布达拉宫。”他说这和汉族人想看天安门的心理差不多。当时八角街还没有改造，石板路被嗑长头的人磨得很光滑，周围有许多旧房子，下水系统没有改造，街上飘着生活最原始的气息。现在这些旧房子被拆掉了，新起的房子保留着藏式风格，但石灰外墙覆盖了不少传统气息。他说，当时那些磕长头人的虔诚打动了他，他也喜欢上了拉萨这个城市，十几年后到拉萨接手了这个餐吧。

　　现在王清把分店开到了北京和昆明。青藏铁路对作为商人的王清意义不小，有了铁路，向内地运输原料成本降低，同时来拉萨的客源也更多了，“但作为一个藏族人，我觉得铁路会带来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也许会让藏族人的一些观念也改变了。”

　　拉萨独有的味道正是王清当年留下的理由，他担心铁路会把这种感觉带走。他举了一个例子，十年前拉萨河心的太阳岛还覆盖着树林，江风徐徐，“是块风水宝地。”

　　作家马原也写过这个岛：“西藏文艺界的首次亮相，地点在咕吗(强盗)林卡，正对着布达拉宫的拉萨河心大岛，汉族人习惯叫它太阳岛。今天它已经没有树了，但是当年它郁郁葱葱。我相信它千百万年来一直草木葱茏，就叫它‘女神的树林’，如何？”

　　现在，“女神的树林”是拉萨人人皆知的地方，我们隔河遥望太阳岛，一片密密麻麻的两层小楼。现在，那里是拉萨最大的娱乐餐饮城。

　　甚至我的藏族朋友们把“小偷”也看作是从内地进过来的。“要是在20年前，小偷肯定出不了街。”达娃是地道的拉萨人，父母都是西藏第一代大学生，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武汉和西安读过书，现在是拉萨一家大型企业的经理，不仅有一辆丰田4500吉普，还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做司机，“我是见过世面的藏族人。”

　　我们住的八角街是旧城区，达娃说八角街才是真正的拉萨，但晚上又叮嘱我们，那里治安不好，一定要小心。当然，八角街的治安以前是很好的。达娃说：“如果是以前，那个小偷肯定被围住往死里打，藏族人最痛恨这样的人，但现在或许没有人去帮忙了。”达娃的抱怨我在父辈那代人口中也常听到，我说“小偷”也许不是开放带来的，达娃耸耸肩，不置可否。

　　几年前，达娃娶汉族老婆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他的母亲开通，同意了这门亲事。他说那时还很少和汉族人通婚，大家怕生活习惯不一样。现在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和奶奶在成都生活，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孩子留在身边，达娃说，内地的教育质量好，他希望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

　　达娃早已不像老辈那样诵经或嗑长头了，他穿着从成都买来的T恤，时不时还蹦出两句四川话。做工程有时很忙，有时很闲，一有时间他就去茶馆里喝茶，但不是甜茶馆而是和四川相似的茶馆，也像广东的早茶。在茶馆里吹吹牛，发发呆。

　　但达娃还在坚持。他说，只要死在西藏，一定选择天葬。“这是一个藏族人的最后仪式。”

　　四川建筑商人孙老板来拉萨20年了，近期由于修建西宁到格尔木的复线，限制货运量，拉萨钢材的价格一吨涨了80元，这让他有点吃不消。不仅是钢材，因为大部分生活日用品要从外地运输进藏，拉萨的生活成本也不低，就连卖水果的小贩在讨价还价时都说，香蕉用汽车运过来，卖三块一斤贵吗？我们沿青藏线一路走来，同样的香蕉在西宁卖1.75元，在格尔木卖到2.3元，在拉萨几乎是西宁的两倍。火车通了，我想至少香蕉的价格也会降下来。

　　尼德的家离铁路只有26里，我问他如果铁路通了生活会不会改变，他说可能会给会说汉语的人带来幸福，但他们不说汉语的人不知道会怎么样。汉语和前途画上了等号。

　　达娃早已不像老辈那样诵经或嗑长头了，他穿着从成都买来的T恤，时不时还蹦出两句四川话……但达娃还在坚持。他说，只要死在西藏，一定选择天葬。“这是一个藏族人的最后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