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县城与诈骗的斗争

　　本报记者　朱红军

　　一夜之间，全县数十个自动取款机全部停用。

　　这并非为维护线路，也不是银行缺少现金，而是打击“短信－银行卡”诈骗的手段之一，自2006年3月开始实施。在安溪——这个地处福建东南的山区县城里，此类骗术一度泛滥成灾。

　　“我们很委屈。”6月11日，安溪县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对本报记者说。陪同的一位警官更是感慨，“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而且永无尽头”。他用无奈来形容自己两年来一线作战的体会。而这种悲情，从安溪县公安局局长方贞群深锁的眉头中再次印证，“犯愁，真的很犯愁”。

　　几乎每个手机用户都曾收到类似的短信：“您的手机号码幸运地获得了××公司的大奖”；“您的银行卡在××超市被刷××元”；“您获得了××税务局退税××元”，下个环节无一例外是让你与某人联系，提供银行卡卡号和密码，对方会“打钱给你”或“为你的消费行为查询”。如果你泄漏了“天机”，卡里的钱转瞬间就被划入骗子名下。

　　目前，全国只有青海、西藏、贵州没有出现此类案件。2003年－2005年，是短信诈骗发生的高潮期。在深圳，警方一个月曾接到402个报案；在温州，一条短信骗走了某女士53万元。现在，几乎每个柜员机旁边都贴出了“谨防短信金融诈骗”的“紧急提示”。

　　而这正是骗子们最忙碌的时候。当地一通讯店的老板林先生说，“2004年初，安溪的行骗者喜欢在附近山上作案发送短信，那时，站在山脚下向山顶远眺，可以看到许多忙碌的身影。”

　　“一个团伙一般由头目和3－5名负责发送短信的‘小工’组成。有些头目还同时扮演公证人员、银行职员甚至警察。大团伙里，‘小工’数量可达几十个。”这位人士说。而该县刑侦大队重案中队郭队长分析道，为了安全，团伙往往由亲友组成，所以夫妻档、父子档、兄弟档最为普遍。即使是“小工”，也要有乡土的裙带关系。

　　一些未成年人因为扭曲的亲情和缺位的法治意识，牵涉其中。安溪县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2004年抓获的196名嫌犯中，未满18周岁的有16人。另外，还包括5名小学教师。

　　“以往由于这些团伙吸纳了不少年轻人，原本人口就不多的魁斗镇一度曾闹工人荒。”魁斗镇黄副书记曾对记者透露。

　　骗子靠手机短信“群发器”传输信息，并配备电子网络接传输设备。短信发送器——俗称“土炮”——巴掌大的一块电路板。它一端接在电源上，另一端接在手机上，启动后，“土炮”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自动识别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并自动发出短信。同时，嫌犯还利用了通讯行业“一号通”等业务。这个业务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号码下面挂多个电话号码，也可以将坐机号码和手机、小灵通的号码“绑定”。所以，看似拨打的固定电话，其实对方是在接听一个手机或小灵通。一直以来，开通“一号通”和办理手机卡没有采用实名制，也给侦破带来了很大困难。

　　安溪县一通讯店老板告诉本报记者，2004年诈骗最为疯狂时，当地滋生了许多为其服务的关联行业。比如有专卖“土炮”的，专制作假身份证的，专门收购异地银行账号转卖的，还有贩卖异地手机号码的，甚至有银行前代取赃款的临时工。

　　诈骗衍生出的违法行当大多打着“通讯店”的幌子。县城里有一家××通讯店，尤为当地人熟悉，2005年，在一次公安部门的专项打击中，一下子搜出了7箱“土炮”，每箱约60个。该店主，以正常生意为名，有恃无恐，据说一年内神奇地从派出所三进三出。

　　近两年来，因为安溪对于手机短信诈骗的高压政策，相关行业不再“辉煌”。“以前每个月，至少销售超过300个号码，而现在业务量减少了1／3多。”这位老板回忆说。同样被波及的还有通讯公司——知情人士估算，安溪移动每年的营业额上亿元，但目前短信这块每年减少了2000多万收入。县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也正经历着这种难耐的萧条：早些年，几十辆车总是被暴发的诈骗者们一租数天，充门面和行骗时的派头。现在，一天甚至一辆车都租不出去。

　　但依然有通讯店的老板断言，“即便是现在，如果你是当地人，只要有熟人指点，在市面上照样可以买到所有作案用的工具。”

　　在目前的安溪，仅县城就有约200家通讯器材店。如果加上乡镇的，估计超过500家。沿着一位通讯器材店老板的指点，在一个安溪最普通的街口，本报记者就发现6家通讯器材店。而这个县城，城镇人口不过20万。

　　重症猛药　全民战争

　　从2003年起，安溪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的行动就没有停息——县公安局的重案中队，不是重点针对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而是专职负责打击诈骗；县里的看守所——约能容纳600多人——诈骗者一度占据了1／3强。

　　“重症需要下猛药。”县政府一位官员说。

　　第一剂是：“手机实名制”和“银行账号实名制”。即本地购买手机号码、银行开户，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和个人资料。但诈骗者很快从外地购卡，这一招被消解于无形。

　　第二剂是：通讯部门对本地手机号码（外地手机号码无法监控到）“群发”的信息数量进行监控。本来利用“土炮”每小时可以发送7000多条短信，但监控后，同一手机号码一小时发送的信息数量超过规定的60条，该手机卡就马上被报废。

　　这一招成绩斐然——安溪县公安局副局长曾对外公布，2004年以来，在通讯部门的配合下，该县报废了9000多张可疑手机卡。但很快又有人提出疑义：普通用户若是正常用途，完全也有可能超出60条，如此限制涉嫌滥用职权，这让通信部门颇为头疼。

　　最近的手段，便是关闭全县银行柜员机，强制诈骗者必须出具身份证明才能取到赃款，而这无疑可以使警方多了一道查处的可能。但第三剂猛药也引起坊间的埋怨，尤其是外地赴安溪做生意的人，倍觉不便，终究捅到了媒体上，被指责为“新时期政府惰政的新样本”。6月初，柜员机被迫重新开放。

　　此间，一种最为原始的人海战术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地毯式排查，一个角落不丢，一个人不落。”长坑乡党委书记刘金进解释说。长坑乡一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摸底排查花费了乡里50％的工作精力。”

　　在长坑乡办公室，被排查的村民资料档案超过2米。一份份盖着章、签着名的责任状张贴在墙，将打击任务分解到量，责任到人，并对打击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实行领导人一票否决制，列入一把手政绩考核指标。

　　县督察组干部、乡干部、村干部、警察、党员，还包括德高望重的老人，“能动员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逐家入户排查，每个人的收入状况、个人资料、居住地、打工地、单位，悉数登记在案，一一存档。”刘金进说，“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处理。”

　　乡派出所勾勒出了一张可疑者的“特征图”，包括：有案底负案在逃的，有犯罪前科的，经济来源可疑的，群众反映行动诡异的；还有家中充电器、通讯工具较多的；以及其他情形——包括突然外出、取款巨大的等等。

　　每逢节假日，派出所民警则有意识地在各村落的入口处设卡，对可疑分子进行盘查询问，配合突然的家庭搜查；或是在村落重要地点，便衣巡逻，尤其注意携带通讯工具的形迹可疑者；或是在乡镇的网吧、银行、邮局等固定地点埋伏守候，寻找可疑对象。“所谓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刘书记说。

　　“这些虽然增加了诈骗者的的犯罪成本，”县刑侦大队重案中队林副队长说，“但不能治本，而且会逼迫他们转移。”

　　安溪警方期待的是，“全国推广手机卡号实名制和银行账号信息的实名制，像某些国家一样，建立公民的相关信息诚信档案，任何蛛丝马迹都可顺藤摸瓜。”而长坑乡正试图建立村民诚信档案，算是中国诚信制度缺失中的微薄努力。��

   还安溪人堂堂正正的形象

　　出厦门一个半小时车程，即可达到安溪地界。公路两侧，随时可见“中国茶都”的广告牌——这是铁观音的故乡，闻名遐迩。

　　无辜的安溪百姓承担了少数诈骗者给全县人带来的信用代价。在县城丰泽商城做茶叶生意的陈先生说，为了不招致生意伙伴的疑虑，他尽量隐瞒自己的籍贯，甚至试图做个异地的假身份证。

　　在2006年的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安溪县委书记尤猛军，曾愤懑地读了一封自己收到的信。一位北京的老教授痛述：就因为自己“暴露”了籍贯是安溪，差点被老朋友抛弃。县委书记几乎声嘶力竭地喊，“还我们安溪人堂堂正正、高大的形象！”

　　“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而是关系一方稳定的政治问题了。”县政府一位领导坦言，“压力之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04年之后的一年内，安溪县公安局接待了全国各地警方600多次专案组的来访，县公安局一位领导苦笑说，“就差成立专门的诈骗犯罪打击接待办公室了。”自2003年开始，安溪县成了公安部的重点关注对象。各种级别的督察组踏破门槛。

　　因为诈骗泛滥，安溪县还创造着另一段记录：两年内新华社、央视《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等节目曝光，全国县城几乎无出其右。诈骗信息甚至发到了中央领导手机上。

　　一个问题也因此被无数次思考——为什么会是安溪？

　　当地人会首先提到聪明才智，安溪人被誉为“泉州的犹太人”。再一，就是穷则思变的逻辑。

　　作为诈骗“重灾区”的长坑，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人均只有几分耕地，正常劳作连口粮都种不出来。而魁斗因为地势较低，茶叶这个当地赖以致富的作物无法生根。在兄弟乡镇竞相以茶叶、石材或是藤铁资源安身立命时，这两个乡镇显得落寞，以至当地楹联学会会长写作《安溪赋》时，只能将它们漏了过去。

　　提及安溪县诈骗术的渊源，当地一位警官说：“解放初，因为地少人多，魁斗的百姓最先从事占卜算卦，影响范围主要是厦门泉州一带。”

　　本报记者采访期间，适逢当地一民俗节日。小县城里许多店铺烧纸祈福，不少街道烟雾缭绕，是为祭祀土地神。而在县城通往山区的盘山公路上，时见散在田间的神庙，外观破旧却香火旺盛，当地人告诉记者，主要供奉清水大师。

　　迷信的传统，后来悄然演变成了一种诈骗谋生的手段。

　　而据长坑乡的官员介绍：诈骗传统可以追溯到清朝，“当地用镀银的材料制作假银元成风，清政府还专门彻查过。”1970年代末，故技死灰复燃，乡里就有人制作假银元，或以牛骨冒充虎骨行骗。

　　1980年代，中国兴起基建热潮。见过世面的术士们应时转型，先是以家庭为单位办起小作坊，用两三万元成本买来一些旧的机器拼装出伪劣机械制砖机，然后以高出10倍的价格卖出。更有甚者在刊物登载豆腐块广告，广发“制砖机”廉价销售信息，在骗得定金后人走楼空。

　　1990年代初，招商引资成为中国各地政府热衷之话题，诈骗分子再度应时而动，最流行的骗术是利用本地侨乡的背景，假冒港商、台商的身份，向北方城市“寻求合作”，骗取对方定金。

　　同时，骗术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或合伙以“掉金见者有份”的方式诈骗钱财，或以“急需用钱，贱卖外币”等方式套牢贪小便宜的人。其中利用信用卡诈骗最为突出——包括偷视密码、调换储蓄卡等手段。

　　21世纪，诈骗手段又升了一级，这次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制卡机，然后伪造储蓄卡，从银行提取储户账号里的钱。

　　手机短信中奖的诈骗形式是随着港、台六合彩的侵入而浮现的。厦门警方在侦查后证实：短信金融诈骗来源于台湾。而安溪位于台海西侧，与宝岛只相隔一个海峡。

　　“早年的那拨依靠诈骗获得第一捅金的人，大部分已经改邪归正，”魁斗镇一位官员感慨说，“现在要紧的是如何避免年轻一代重蹈覆辙。”

　　陈建林、陈宝根兄弟一个21岁，一个17岁，生于长坑南斗村，他们的父亲以种茶为生。“两个儿子毕业后怕去茶园劳动，就去外地做起茶叶生意。”父亲叹息说。结果，孩子们在湖南折腾了半年，因为没有阅历和人脉，亏得厉害。于是，兄弟两个做起了短信诈骗的“生意”。但父亲知道，一旦有好的出路，他们就可能重新走正行，毕竟谁都知道靠诈骗是绝无出路的。

　　今年刚高考完的王燕梅（化名）是个健谈的女孩，她的父亲和姐姐都因诈骗罪入狱。她的理想是报考法学院，成为一名法官。但平生第一次的法庭实践是旁听父亲的受审。

　　王燕梅说自己知道父亲做的“生意”的底细，但不愿去想父亲的行为是不是犯罪。“我不想弄清楚，”她迷茫地说，“如果我考不上好的大学，就不读了，但能做什么也不清楚。”

　　因此当地人认定，好的教育，好的就业，是安溪年轻人远离诈骗诱惑的惟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