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熜禄�社报道，在今明两年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之际，“中国共产党正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独有偶，此前，一份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两年前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出现在人民网、光明网等网站。

　　在中央对改革争论再次定调之后，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的政改报告被公布，引人注目。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包括周天勇、冯韧、唐海滨、马怀德、王安令、辛鸣、韩保江、尤元文、梁朋等中央党校及各高校的研究者。

　　中国必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前年初访法、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底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均强调过的决心。

　　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学界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而什么样的方案最适合中国国情，周天勇坦陈，“我是学经济出身的，我关注的是效率、风险控制、可行性，没有可行性的方案，我是不会考虑的。”

　　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等。

　　即使是在两年后来看，也值得关注。6月24日，周天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实现吗？要符合实际。”

　　为什么提交政改报告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有什么来历？

　　周天勇：这个报告是中央党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当时做这个课题，主要因为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所以，可以从成本、效率、风险、可行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其他人可能更多地从政治体制本身去研究这个问题。

　　记者：我看了您的研究报告，有一点需要你解释一下，在党的很多文献中，“民主”都是一个追求目标，而你的报告只是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为什么？

　　周天勇：可能这是过程和目标的关系，有的时候需要把民主作为一种努力方向，但是我作为研究者，我只是想从务实的角度考虑问题，能走半步就要走半步，能走一步就要走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走，但是你不能一下子就走十步。

　　记者：结合现在的时势，你特别想强调这个报告中哪方面的思想？

　　周天勇：报告中有关改革政府机构的思考还可以更深入些。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比如变相审批多，办事越来越难了，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矛盾、多头，使企业无所适从，给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如果不予坚决改革，就业不能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不能调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很多事业和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就会葬送在这些部门的审批、许可和收费罚款之中。

　　在我设想的改革步骤里，就是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框架里，先对这种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进行改革，一步一步来。

　　先实现经济自由

　　记者：有没有人认为你们的方案过于保守？

　　周天勇：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方案太保守。但如果提出的方案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的话，使国家可能陷入深渊，那么做还不如不做。我想，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改革的震荡性能小一些、代价小一些，对人民亲和度大一些，长远前景好一些。

　　我们提出的这种政治适当集中和经济自由的体制结构，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保障了它们的高速发展。我们是一个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多民族的大国，在政治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有利于稳定，并推动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稳中求变，这样可能会更好。

　　记者：你怎么看待那些比较理想化的改革观点？

　　周天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全盘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第二种看法认为不能有太大的动作，有的学者认为连经济体制都不能动；还有一些人认为，仅仅就政治体制改革谈政治体制改革。

　　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各国模式不同，从各国经验看，东亚体制就是政治集中一段时期，先实现经济自由化，这样就可以收获经济成就。而一些非洲国家，也学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效果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不能集中精力，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经济自由，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结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设计政改方案，你是从哪些角度来考虑的？

　　周天勇：我是学经济学的，更多地愿意从务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考虑，更多地愿意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更多地愿意从成本、效率和风险角度考虑，更多地从人民能不能得到实惠角度考虑。而不仅仅从价值好恶来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原由和框架。我们要冷静地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成本、效率、风险、可操作性等问题，思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中互相搭配的模式选择，看哪些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哪些政治体制需要建立。

　　我的考虑是，建国以来，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务实，老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纠缠。政治体制改革为了什么？就是要以人为本，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是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所以我要多考虑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老百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与成本，合算不合算。

　　人大、政协改革

　　记者：但是政府改革的动力其实主要是靠内部力量，这就涉及到如何发挥外部力量的问题了，谁能作为外部力量驱使政府改革？

　　周天勇：改革总与利益分配相关，对我有利，就有内生动力，损害自己利益，就没有改革积极性，甚至想方设法阻挠。而政府改革，可能会损害既有公务员和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不能指望政府自己改，必须要靠外力推动。第一，要看执政党的决心，这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二是社会舆论压力，人民的愿望，通过人大机制能够反映，并形成快速稳定的传导机制，把压力传导到政府机构。

　　记者：可是目前让人大发挥作用还要受到很多因素制约，人大该怎么改？

　　周天勇：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关键是要构造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制衡关系。一是政府的立法，彻底从部门化改为民主立法，现在我们很多腐败，发生在立法不民主上，以这种包含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法执政，成了损害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二，一定要把收税收费决定权收到人大，只要涉及到收费的，一定要通过人大讨论，要举行社会听证，公正的听证，不能由政府部门和行政授权的单位，发个文件就可以收费和罚款；第三是，财政收支一定要实行阳光财政，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无论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权，都要交给人大。现在预算内资金的使用，人大代表不知道，预算外的，人大代表更糊涂。预算外资金更是一笔糊涂账，根本就没有提交人大审议。所以，我们讲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先搞好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如果连政府随意收钱都控制不住，收上的钱是怎么花的都不知道，还能谈什么进一步的民主呢？

　　记者：但是目前人大代表的结构与整体素质还无法达到你说的那种要求。

　　周天勇：所以，可以探讨是不是设立专职的人大代表，现在党政干部在人大代表中占的比例过大，应扩大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比例，使人大能更广泛地代表民意，这些代表不但应有充分的时间参政，还要有监督政府预算的能力，并成立专业委员会，能展开专业的立法与审查工作等，现在的代表不专职的现象是到了必须改的地步了，比如你是一个企业家，你365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做自己的企业工作，他连预算都不懂，你怎么能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出意见来，还有精力去监督政府的预算执行？专业知识和时间上也不可能。此外，每年开“两会”的时间也要变，现在每年3月开“两会”审批预算，而财政预算在1月就开始执行了，还没有审批，预算已经执行了一个季度，怎么能做好监督工作呢？

　　十六大之后，全国人大增加了19名专职人大常委，改变了人大常委会的组成结构，我觉得，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以后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你提到过政协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怎么发挥？

　　周天勇：实事求是地说，政协的监督力度比人大要大，特别是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监督，政协委员能够提出专业性的意见，所以，是否可以考虑，人大通过预算以后，政协也要复审一下？

　　应加大竞争性选举的力度

　　记者：制度反腐专家钟岩曾多次提出可以建立改革试验区，你是否这么认为？

　　周天勇：我知道有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是可行的，这样就可以把成本与风险控制放在可控范围内。比如说，找一个地方，把工商、质监、城管的收支两条线体制都废除了，财政全额将他们供养起来，政府机构按照当地需要来设置，不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且大量削减政府审批，特别是把真实的失业率列入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再加上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等关系民生的指标，并允许非政府组织对环保进行监控。在这个地方，还要取消乡镇政府，搞一个派出机构就可以了。

　　在选举这方面，先让选民直接选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职化，再由人大代表选县市长。并且这种选举是竞争性选举，可以推出两个县市长候选人，通过地方的实践总结出经验再推及全国，我觉得是可行的。

　　记者：总的看，你们的方案还是要在稳定、可控基础上，推进改革。

　　周天勇：是的，因此要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和议政、新闻适当管制和改革、间接民主为主等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强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民主，从下到上扩大民主。通过这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节约政治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体制，使国民经济在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的条件下，再健康、快速地发展几十年。再过几十年后，在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去按照他们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依靠他们的政治智慧，去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从以后政党格局的改革看，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或者是意图实现多党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当高昂，风险也相当大。多党利益无法统一协调时，国家分裂的可能性都很大。因此，为了保证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证政治上的集中和统一性，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两院等方面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要以法执政，以法治国。党领导的组织要以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式存在。要以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从事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以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式进入人大、政府和两院，并以法执政。

　　如果在一个文化和民主素质还与发达国家水平有一定差距的国家里，片面地强调新闻自由，可能会形成舆论上的混乱，因此，党对新闻的领导，是社会和经济体制稳定转型的需要。较为重要的是党要领导、规范、引导新闻舆论界，努力转变党对新闻的领导方式，使新闻体系为振奋精神、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服务，并不是说，新闻体制和宣传方式不需要改革，其也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和调整。

　　建立公共服务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我们过去的政府是一个计划集中管理、生产建设取向、行政命令式的政府。因此，要考虑政府体制的改革，职能的转变，将行政命令型的政府、将审批收费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在方案的设计上，要注重乡级政权体制改革时的阶段性和政权的连续性。在取消乡镇一级政权后，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比如防止村霸和黑恶势力出现，维护乡村的社会治安，一些修路、打井、清洁公益事业等等，需要建立自治组织和政府精干的巡回和派出机构来治理。

　　需要研究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和事权体制的改革安排，设计一种既保证中央政治集中的需要，又满足地方各级政权和公共财政运行需要的财税体制，并科学和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各尽其责；并且还要使税收结构有利于促进投资、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起草、制定、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属于人民供养的各类机构和人员，需要定岗定员、规定标准、建立指标体系、严格经费拨款、制定审核监督办法和增加供养人员的程序，将供养机构和吃皇粮人数膨胀用法律的形式死死控制住。

　　要研究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与其执行的监督程序，消除许多部门法律和法规中的审批、收费、特别许可等寻租设置，理顺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冲突，使法律和法规的制定达到促进经济发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各方行为、节约交易和社会管理成本等目的。

　　要按照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政权职能，重新设计市县级领导政绩的指标考核体系、考核办法和考核程序。把为官一任的政绩取向，用科学的指标、办法和程序引导到为民办实事上来。

　　大力发展民间的商会、协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可以放宽限制，使这些组织主要为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