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回顾长征中的经历，创作了12首长诗。随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作曲家选择了其中的10首诗谱成了组歌，分别描绘了红军战斗生活场面，并把长征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音调，与红军歌曲的音调结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整部作品以深刻凝炼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精神。

　　《长征组歌》凝聚了几代艺术家心血的作品，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全世界演出总场次已达1000多场，观众多达数百万人次，创造了中国音乐史和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笔者慕名来到位于北京市西郊的一个干休所，找到了《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76岁高龄的李遇秋老人，对他进行了采访。

　　李遇秋，著名作曲家，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副团长。在《长征组歌》的节目单中，有这样一行字“作曲：晨耕，唐诃，生茂，遇秋。”提起这4位曲作者，遇秋老人对我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长期在战友歌舞团担任作曲和领导工作，过去一直合作得很好。”

　　与遇秋接触，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位76岁的老人。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说：“这部作品是我们4位曲作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当年，我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合唱、全部器乐总谱的写作。为了使乐队更好地为塑造音乐形象服务，我在服从作品整体构思的前提下，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并对它进行了最后的布局和调整……。”

　　“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65年初春，《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后，向病中的肖华汇报，肖华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将军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我们4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

　　从杭州回京后，写总谱的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遇秋老人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当夜深人静时，我经常想起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幕动人情景，有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你不写谁来写？你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等着你呢……’”。遇秋也是“小八路”出身，也曾在风雪夜翻过山，也曾几天吃不上饭，靠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曾从日寇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就这样，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在创作中，李遇秋有一个原则和决心：就是一定要坚持用交响乐的形式来体现《长征组歌》深邃的内涵。他说：“不管当时的编制有多么简陋，但音乐不能简陋。我用写多乐章交响乐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去驾驭全局；用写大型歌剧的精神去认真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像力去塑造形象。”1965年秋，在国庆16周年、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巨大轰动。

　　李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幼年丧母，靠父亲行医维持生计。少年时代，他就听进步教师讲过“朱毛带领红军万里长征”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官员望风而逃，冀中平原一时大乱。1938年八路军进村后，立即发起“抗日救亡”的宣传高潮。遇秋的两个哥哥跟着八路军上了前线。1940年，11岁的遇秋也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也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解放战争中，遇秋以手风琴为武器，跟随着隆隆的坦克车一路开进了北平。1950年秋，组织上送李遇秋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后以优异的毕业成绩重返工作岗位。说到这些，他坦言：“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提起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关怀，遇秋老人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长征组歌》开始排练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遇秋老人回忆说，《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三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他们几位曲作者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的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临终前，周总理还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1995年，受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原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风同志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改编执笔的担子再次落到了李遇秋肩上。李遇秋不负众望，终于将一部200多页的总谱写了出来。中央军委首长张震将军在审听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李遇秋同志充满深情地告诉我：“这次对《长征组歌》的再创作，也使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新的提高，这是我进入老年并离休后所得到的最大的一次慰藉。40年过去了，如今，我虽然年过古稀，却不肯停笔，依然在从事着我力所能及的创作事业。”

　　采访结束时，遇秋老人又轻声哼唱起了《长征组歌》中那雄浑、嘹亮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