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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沃伦·巴菲特将捐献370亿美元，使比尔·盖茨得以运营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慈善捐赠是我们丢在筹款人罐头里的硬币，或是我们支持好友壮举的小额支票。但有组织的慈善事业截然不同，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在巴菲特和盖茨之前一个世纪，约翰·洛克菲勒是全球首富。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还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虽然连小学生都知道，抗生素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帕丁顿实验室中马虎操作的结果，但真实情况是，尽管这个发现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潜力，抗生素的研究并未取得多大进展，直到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牛津大学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恰伊姆对其进行开发。战争爆发后，英国和美国政府大大扩充了这些资源。其成果就是现代制药业的基础。二战后，南亚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绿色革命使得养活这些人口成为可能。杂交植物品种是绿色革命的基础，这些品种多数是在墨西哥诺曼·布劳格的研究中心里培育出来的，该中心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市场并不善于基础创新。原因在于，基础创新具有普遍应用价值，并不针对特定产品，因此不容易被个别公司独占。或者，基础创新的实际应用可能需要花费10年或更长时间，而现代金融市场的关注对象是“季度盈利报告”。但政府也不善于推动根本的创新，由政府“挑选赢家”已沦为笑柄。

　　由于慈善基金只要求成果有益，而不是对特定公司有利，因此慈善事业能够支持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创新，而私企是不会进行这些创新的。由于慈善事业是多元化的、长期的，并且能够接受许多项目会失败的事实，因此它会支持许多政府不会，也确实没有提供资金的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创新。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之所以有成效，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这种研究体制的多元结构。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遥遥领先世界，因为有组织的慈善事业，对多元化的公共资助构成强大补充。

　　过去10年间，威康基金会为英国科学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建立该基金会的公司本身。再过一个世纪，盖茨和巴菲特完全可能因为他们的基金会而被铭记，而不是让他们发财的企业。

　　(原载6月29日FT中文网，作者约翰·凯，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