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3位寻常的老人，在党的生日之际，记者走近他们，搜索到不寻常的印迹：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的照片；

　　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手书的“国魂”；

　　镌刻着《歌唱祖国》的金唱片……

　　几十年如一日，3位老人不断把深深埋藏心中的红色记忆挖掘出来，激励后来人。这红色的记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代相传。

　　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照片

　　回忆者：陈志远，陈潭秋之子

　　在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徐全直烈士就被反动派杀害了。1943年，父亲英勇就义，那时我只有10岁。由于自幼被寄养，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也只是从照片上见到父亲的容貌。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了父母的真实身份，他们与其他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和宝贵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1896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曾经参与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央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守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8月作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学习、工作，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他“脱党”，父亲英勇不屈。第二年9月，父亲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年仅47岁。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甘愿放弃优越生活而投身革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几十年来，党在发展道路上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我们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继承党的革命精神。我在为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会通过讲解历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励同学们努力奋斗、更好地报效祖国。我总是忘不了一位老红军说过的话：“我们的长征，就是为了后代不长征。”我觉得这句话背后，是一种崇高的革命境界。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学习永远是第一要务，要注意全面的学习，特别是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要经得起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考验。

　　记者札记：

　　陈志远是陈潭秋烈士的次子，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史研究，曾经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担任10年的党总支书记。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陈志远经常为广大入党积极分子做主题讲座，与学生党员谈心、交流。

　　退休在家的陈志远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和党的建设，继续坚持党史研究。他说，作为教师可以退休，但作为党员不能退休；教学可以退休，但研究工作不能退休。

　　红色记忆：抗日爱国英雄吉鸿昌烈士手书的“国魂”

　　回忆者：吉瑞芝，吉鸿昌之女

　　父亲十分敬仰辛亥革命牺牲的先烈们，1932年底，冯玉祥将军约刚加入共产党不久的父亲在泰山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追忆起辛亥革命牺牲的先烈们，两人感慨万千，父亲提笔写下了“国魂”两个大字。

　　1913年秋，父亲投入冯玉祥将军麾下当兵，历任排、连、营、团、旅、师长，直至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1931年，父亲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蒋解职并勒令出国“考察”。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父亲闻讯毅然回国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于1932年深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父亲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率部与日伪军浴血奋战，相继收复沽源、康保、宝昌、多伦等县城。同盟军失败后，父亲根据党的指示，在天津开展革命斗争，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秘密发展组织抗日武装。1934年11月9日，父亲不幸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被杀害，年仅39岁。刑场上，父亲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奋笔疾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短短的20个字，是他人生中最壮丽的诗篇。父亲的言传身教和“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气节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领会。

　　我很喜欢给孩子们讲父亲的故事，从小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我把父亲的事迹编成了生动的小故事，“投军报国”、“为民兴学”、“我是中国人”、“考验入党”、“察北抗日同盟军”、“英勇就义”等等。孩子们爱听，听过后又很受感动。

　　有一个曾经听我讲过这些故事的孩子长大后到美国留学，读博士期间来过一封信，在信中说：“小时侯您给我讲过吉鸿昌将军‘我是中国人’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吉将军在国家危亡的时刻维护民族尊严，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完成学业，早日报效祖国。”

　　除了到学校给同学们讲父亲的故事，我还把孩子们请到家里来，让孩子们在听故事的同时还能看到父亲的遗物、照片等。如此一来，一个对他们来说似乎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被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人，教育效果更好了。现在，每年都有十几拨大中小学生被请到家里来。

　　我和父亲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不可能再像他那样金戈铁马、纵横疆场，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他爱国、爱党的信念和情怀教育后人。

　　记者札记：

　　现年75岁的吉瑞芝，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也是孩子们熟悉的“故事奶奶”。

　　吉瑞芝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开始从母亲手中接过担任天津试验小学校外辅导员的工作，到今天已经是48年了。48年来，她为50多所大、中、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这些学校不仅有天津的，也有开封、信阳、郑州、张家口、石家庄、北京等地的。她善于把爱国、爱党的道理寓于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由浅入深，把吉鸿昌烈士的爱国精神展现在听众面前，由情及理，感动了许许多多的青少年。

　　“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72年前，矢志抗日救国的吉鸿昌在慷慨就义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72年来，烈士对祖国的挚爱和其威武不屈的品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吉瑞芝老人表示，“我们要铭记历史，才能凝聚起民族力，众志成城。”

　　红色记忆：镌刻着王莘作曲的《歌唱祖国》的金唱片

　　回忆者：王惠芬，王莘夫人

　　1949年10月1日，王莘到北京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此时的王莘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开始构思，如何将心中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回到家后，他写了一首又一首，但始终不能满意，他感到这些作品缺乏深层次的东西，无法打动人心，也无法表达那种作为中国人，雄纠纠气昂昂的走在天安门广场的心情。

　　一年之后的9月，王莘来到北京购买乐器，再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广场上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建国一周年。城楼上，工人们正在试挂大红灯笼；广场上，少先队员打着腰鼓，喊着口号，准备在国庆那天，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刹那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涌现在王莘的脑海中。他匆匆赶向火车站，在火车上就迫不及待的做起曲来。“上来一个疯子”，车上的所有人都对他的怪异行为感到不解。但他们哪里知道，《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初稿就这样诞生了。

　　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了一场连续7天的特大暴雨，造成一场洪水。为了保护桥梁、铁路，同志们参加抗洪。45岁的王莘自愿加入到抗洪的队伍当中，教大家学习自编自写的《抗洪之歌》，为同志们鼓劲。

　　90年代初期，我们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发现很多青少年因为家境贫困，走上了歧途。这让我们感触很深，开始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担忧。流行歌曲受到欢迎不是坏事，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开始污染到青少年的心灵。我觉得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缺少好的书籍，好的音乐。孩子们得不到本应该属于他们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成人化作品的影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从娃娃抓起，好的青少年作品亟待出现。

　　回到家中，我们决定用我们不多的积蓄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在大家的帮助下，王莘歌曲奖励基金会就这样成立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适合青少年的作品。

　　一时间，12万首为孩子们谱写的歌曲从全国集中到了基金会。这其中，很多都是孩子们在家长、老师们的帮助下完成的。一些音乐家、作家在我们的倡议下进行挑选、创作，最终选定一百多首，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2004年，“非典”使不少人惊惶失措，我们又召集了40余位词曲作家进行战前动员，组成“王莘抗击非典新歌创作组”，还从家中拿出两万余元，将19首歌曲制成3000张ＣＤ光盘，送到抗击非典的第一线。

　　记者札记：

　　七一前夕，记者来到《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老人家里。但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88岁的王莘老人已不能说出话来。他的爱人王惠芬老人向记者讲起了这段令他们难以割舍的音乐情结。

　　王莘始终坚信，这部作品若不是被他写出，也会被其他的作曲家创作出来的。因为一部好的作品，并不是仅仅表现出自己的思想，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就像《歌唱祖国》一样，它唱出了全体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豪迈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