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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称呼吴敬琏经济学者还是反腐专家？
资料图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上作专题报告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6月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这个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学者疾呼，中国贫富分化的背后，是腐败和垄断行业的非市场化。
之前，这个76岁的老人因“吴市场”之誉蜚声中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另一卓越贡献——1988年，其引入的“寻租理论”成为日后分析中国转轨期腐败现象的理论基础。
而4年前，吴敬琏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培训班上发表的《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一文，亦产生广泛影响。
一个简单的疑问引出一个群体的尴尬：这是一群广为人知但又少为人知的人，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学术“主业”，少为人知的，是其“反腐败研究者”的另一身份。
“大部分相关学者都不可能专门研究反腐败，他们为人所了解的头衔也不是反腐专家。”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说。这个从事了16年反腐研究的人，第一身份是政治学者。
从1990年代初，中国的反腐研究群体开始发育。这是一个无法被称为“学术”而给研究者带来专业声誉的领域，但对腐败问题的焦虑依然促成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并随着中国逐步加大的反腐浪潮日益扩大，隐然成型。
“因为大家无法压抑对腐败的痛恨。”中央党校法理学教授、反腐专家林喆说。
全国“旅行”的书稿
1990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研究的初始。
此前的1980年代中期，中国刚经历了一次腐败风潮。政策的松动使得倒卖耐用消费品和沿海走私猖獗起来。中央政府开始取消票证，完善消费品市场。
然而，快速转型的市场还是有着太多的漏洞，随后“双轨制”的存在使得“官倒”出现，这是第二次腐败高潮，到1990年已经成风，一些人暴富，造成了各界的普遍不满。
学界对腐败问题忧心忡忡，后来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上海学者王沪宁在这一年出版了《腐败和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其读者中有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学博士的何增科和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年轻的女学者林喆。
这一年，何增科接受了北大导师的建议，从政治学入手研究反腐败，“先笼统做‘发展中国家的廉政建设’。”事实上，研究国外和历史上的腐败是当时的主流选择，诸如《他山之石——国外反腐肃贪要览》、《中外反腐败史鉴》等书先后出版。
基于现实的考虑，高层加大了对腐败的重视程度。邓小平南方讲话时说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1993年1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当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举行。这被视为中国全面反腐的开始，会议正式提出要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反腐的思路。
但反腐败研究依然“敏感”。林喆在当年完成了名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描述权力变异和腐化的过程，然而，“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这本书”。
书稿开始在全国“旅行”，一直到1997年。这年初，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大环境最终辐射到学界，包括林喆的书稿在内有大约16部反腐书籍在当年出版，大超以往。
林喆也在当年成为上海纪检委特邀研究员。严峻的腐败形势让纪检系统一样焦虑，“上海纪委的一个女处长找我谈话，说着说着就流泪了，她说，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有时我们会和纪委的同志通宵达旦地谈，他们的紧迫感可见一斑。”
此后的1998年和1999年，中国掀起肃贪风暴，两年内包括胡长清在内的不下14名高官落马，胡长清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副省级高官。
反腐败研究群体也开始扩大，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都参与进来。“寻租理论”被广泛应用到腐败问题分析，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是“59岁现象”。
“这时研究群体还很薄弱，单枪匹马，个人兴趣为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隐性经济学》的作者黄苇町说，当时主要是理论和概念分析，细化对策很少。
何增科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用新制度主义研究腐败，他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推动的一个认识是，“当腐败行为反复发作时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的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体制本身的漏洞。”
反腐研究群体浮出水面
2000年，情况开始起变化。
新年的前一天，湖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副处长王明高和他的伙伴们正式成立了“新世纪惩治腐败研究”课题组。这个以具体反腐对策为研究对象的课题组在3个月后得到了湖南省委组织部和省纪检委的支持，随后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包括金融实名制等一系列具体对策开始被课题组提出，另一个创新是，队伍变得“复杂”起来：除湖南大学、当地党校和社科联的学者外，还有省纪委副秘书长、地方市委副书记、审计局局长等，这使得课题组的研究更有操作性。
（责任编辑:朱彦荣）
当年10月，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成立。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的廉政研究学术机构，成员包括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等。
研究领导学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成言也参与进来，他试图对腐败进行预警和量化。他的小组设计了一系列问卷对官员进行测评，“比如调查问卷显示，80％的同事认为某官员被提拔时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完成的，那么里面存在腐败的可能性就在增加。”
李的另一关注点是对反腐政策本身的研究：一是过去的反腐政策各种“不准”多，但连贯的制度少，“光管干部吃喝的，建国后就有500多个文件，但最后就没管住这张嘴。”另外，一些被证明无效的反腐政策应该被宣布废止，以免造成政策“积压”。
与具体政策研究同时进行的是反腐和政权存亡关系意识的大普及。这一年，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了《落日的辉煌》一文，这个后来被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推荐给全体干部阅读的文章对“康乾盛世”后清朝由盛转衰中的包括腐败在内的因素做了分析。
“反响很大，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是研究反腐败的，北京做出了姿态，我们上海怎么办？”林喆说。她随后以隋唐为例写出一篇反腐论文，第二年林喆被调到了中央党校。
反思进一步深入，2001年，黄苇町写出产生很大影响的《苏共亡党十年祭》，“苏共被民众抛弃的重要因素是本身的腐败。”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新一届中央纪委开始加大反腐败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2003年12月，身为清华校友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亲自到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座谈。
中纪委的态度鼓舞了更多的人，各地高校纷纷成立各种廉政研究中心。2006年6月11日，全国高校廉政研究机构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十所高校廉政研究中心的23位专家学者参加。
反腐研究群体，整体浮出水面。
系统内外的分工
16年来，如果细数，曾进行过反腐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但大部分是‘路过’，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最终留了下来。”何增科说。
按大类，反腐败研究群体有系统内和系统外两块。
系统内是包括中纪委研究室和各地方纪委研究室、监察部纪检监察理论研究所。纪检监察系统主要是进行具体对策的研究，诸如各种规范官员的“几不准”。因为工作性质要求，他们很少以个人身份发声。
系统外包括高校的廉政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几个系统，而像湖南，以王明高为代表的，包括很多一线官员的课题组可谓罕见。
高校中以清华和北大的廉政研究中心为代表，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被认为是“和纪委检察系统走得最近的机构”。“他们关注纪委系统的需要，和实际操作联系得很紧。”李成言说。记者曾多次和清华廉政研究中心联系，但最终被拒绝，“我们还是多埋头做事。”该中心主任程文浩说。
中国社科学院同样低调，该院有一个“廉政研究协调领导小组”，从2005年开始组织全院的反腐败研究工作。
“看的材料和参加的内部会议多了，就要承担更多的保密义务。”何增科说。事实上，研究反腐败的优秀学者多有相关“背景”。何增科曾两次借调到中办工作，并参与多个重大课题组。
然而不断涌现的研究机构并不代表反腐研究群体的“庞大”。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负责同志，曾请了北京研究腐败的代表性学者座谈，只有包括李成言、黄苇町、何增科和一位清华廉政研究中心、一位中国社科院的代表在内的5个人，“少得可怜”。
学者的影响正在显现。2003年6月，李成言在“央视论坛”连做了四期反腐败节目，分析贪官外逃，“后来中央电视台给我打电话，说四期节目全部被官正同志的秘书调走了，还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当年8月初，中央纪委等部门下发通知，县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通行证、出国护照被要求交由上级统一管理。“每年中纪委也会跟我们通报当年的反腐败情况和下一年的打算，这在之前是没有的。”李成言说。
随着联系的增多，反腐学者和纪检系统的关系被更多地讨论起来，一方认为应该多参与和影响实际政策，清华就是例子。另一方认为，应保持学者的角色，起到提醒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反腐学者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存在，我们和纪委应该是融合的关系。”林喆说。
林喆所在的中央党校，目前受中纪委委托，正在编写一本《新时期干部反腐倡廉教材》，这本由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总负责的教材，“会成为全党的教材，每个党员人手一份。”作为统稿人的林喆说，书稿将会在今年8月份拿出。
王明高所在的课题组成员、湖南省纪委调研法规室主任刘大放对本报记者说，中纪委最近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重点，一个是确定“腐败”的范围，“现在到处‘反腐败’，那么到底什么算腐败，范围到底多大要明确。”另外，则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反腐败理论体系，“为‘十七大’的中纪委报告做准备。”“总要有人来做这些事。”
“尴尬”和“孤寂”
作为一个反腐败研究学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林喆说是“焦虑”。她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没讲司法腐败，因为当时觉得司法是底线，后来司法腐败出现了。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没写学术腐败，“现在也经常有人提起学术腐败”。
“我在中央党校给一些厅级干部学员们讲反腐败的时候，能看出他们不喜欢，他们觉得你是跟社会上的人一样，在发牢骚。”这个讲话富有感情的中央党校女教授便努力使自己严肃下来，跟他们理性分析。“我说不要买官，为什么？因为第一你不能保证你的上司不出事；第二，你也无法保证他出事之后不把你供出来。”
黄苇町则强调“立场”，“要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去研究和讲反腐败。”他给一些干部讲到情妇的问题时总会举一个例子：“凭什么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看上你50多岁的老头，还不是利用你？真正对你好的只有你老婆，我亲眼看到官员被查处了，老婆到处借钱卖房子还款，情妇从来没有，人家说我是拿青春交换，不欠谁的。”
何增科说自己很“尴尬”。“到外面去开会，从官员到学者都会问你应该怎么迅速遏制腐败，但反腐败是系统工程，没有速效灵药。”每次何增科都会给听众列出很长的一系列整体政策，“但是没有人能耐心听完，他们只想你给他个立竿见影的办法，觉得我说的都太远。”
身为组织部干部的王明高则用“孤寂”来形容。这个做了十多年副处长的正处级官员说，反腐败研究对他的仕途没什么好处，“不做这个，环境会更好一些。”因为搞反腐败，一些本来和他要好的干部朋友主动疏远了他，以免“暴露”什么；另外每个人“都会用放大镜看我”，自己不得不更小心，免得别人说闲话。
最豁达的感受或许是同为王明高课题组成员的湖南社科联原主席罗小凡，“研究反腐败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甚至还有些‘敏感’，不讨好。但是总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71岁的党建专家说，“这对我们的党和这个国家都很重要。”（记者 马昌博/南方周末)（责任编辑:朱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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