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各城市纷纷对商务成本四个字极为“感冒”。于是，在大会小会上，甚至闲谈中，人们也都不忘把这个概念挂在嘴边。各城市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纷纷建言如何降低商务成本。事实上，作为回应，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些许措施。

　　商务成本颇受政府关注的背后，是人们对本地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能否在区域竞争中占据更有利优势的担忧。

　　其担忧甚为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商务成本从本质上看，也是选择成本。企业对落户区域的选择，受当地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双重影响。当一个企业觉得某个地方没有选择余地时，它惟一的选择就是用脚走路——离开这里。当更多的企业无奈作出这种选择时，这也意味着该地经济将遭遇低谷。

　　没人愿意遭遇低谷，即使是稍微受挫。2003年，当全球排名第六大的半导体制造厂商“英飞凌科技”与苏州工业园区签约时，上海有关领导震惊之余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上海浦东张江科技园区争取一年多，已经煮熟的鸭子，居然到了苏州的嘴边。鸭子飞走的原因正是上海的商务成本过高。

　　紧接着，上海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为自己造势：正式出台“173计划”（指“嘉青松”三区计划建设的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园区，总面积为173平方公里）；经国家外管局上海分局的正式批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可以不受金额限制，进行非贸易购付汇；甚至，2005年结束“经济开发区”身份的浦东，摇身一变升级为“综合试验区”，又多享受15年政策和资源优惠。

　　以上所述，正是本报策划“长三角商务成本”专题的缘起。采访中，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教授的观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徐教授辩证地认为，在大家担心商务成本过高影响城市发展时，也应该看到其对产业调节的作用。比如纺织业并不适合在上海，所以其最好的归宿就是离开上海转移到更合适的区域发展。

　　笔者很赞同徐长乐的观点，更希望读者能够对其观点作出正确的解读。商务成本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对产业带来影响，也可以作为城市确定自己定位的一种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可以无视其所在区域商务成本是否过高的现实。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不会因为主观见解的变化而改变，现实会“用脚投票”。作为城市的管理者，要对自己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这几句话，权作笔者对徐长乐观点的一点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