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凯

　　又一个“大义灭亲”的新闻出炉：6月30日凌晨，重庆的杨女士带着万盛民警赶到南川，将曾经与自己相依为命、如今作案潜逃的儿子抓获。望着儿子惊诧的眼神，母亲含泪哽咽，把心愿托付给民警：我没管教好儿子，请你们把他好好改造成人。（7月2日《重庆晚报》）杨女士之举，被称为“深明大义”，自然会受到民众及社会舆论的一致肯定。而翻阅中国法制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从法律上来说，从西汉起的历代法律，其实都对亲人之间的犯罪相隐持宽容态度，部分时期甚至对亲人之间的告发持反对态度。这和我们平常的观念显然大不相同。这是“忠孝社会”的特有现象，还是我们平常所认可的“大义灭亲”出现了偏差？

　　儿子的“惊诧眼神”，母亲的“含泪哽咽”，让笔者更坚定地认为：我们所推崇的“大义灭亲”，其实是有违人之自然属性的倡议，古人“亲亲相隐”，并不仅仅是孝仪天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古代的法律制定者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性之弱，认识到了“亲亲相隐”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从而使这一原则成为两千年来的重要法律原则。而如今我们对大义灭亲的推崇，事实上是一种观念上的假象。“大义灭亲”，表面看来对社会是一种现实的好处，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亲人之间的信任，是社会稳定和谐与信任的基石，这自不必多说。就拿本案来说，对于儿子来说，他最能信任的，必然是相依为命的母亲，然而，在儿子走入歧途之后，却是母亲将自己亲自送进监狱，这一结果，肯定不利于儿子的改造；对于母亲来说，儿子被自己送入监狱，肯定也是其一生的阴影。而这两重阴影，会不会引发其他的社会问题？这非常可能。许多罪犯释放后的报复社会行为，已经证明了心理因素的重要影响。

　　说“大义灭亲”只是一种假象，是因为人们在对“大义灭亲”进行肯定的时候，都是预设了自己不会存在相似的问题，同时，只看到“大义灭亲”对社会的现实意义，而没有看到其后的影响；如果这一切轮到自己头上时，就会发现，自己正陷入了一个自掘的陷阱之中，无法摆脱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煎熬。

　　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让人们不受这种煎熬。“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唐律疏议·名例》）。这一规定，基本免除了“同居”者的作证义务，而社会稳定与信任基石的亲缘也得以维系。这种规定，其实正是一种务实的、遵循人性规律的反映。这种立法智慧，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