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钟南山院士是否预先估计到，他的一番有关如何加强社会治安的言论可能引来的口诛笔伐。而实际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是部分舆论对钟南山院士言论的攻击批评，另一方面则是“网络民意”围绕他的观点引发的激烈争论。据报道，在一项网上调查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对他的观点表示支持。

　　钟南山的言论尽管刺耳，但正如《南方周末》的报道所言，他的观点乃是出于他的“朴素的判断”。其“朴素”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普通人在受到恶意侵犯之后，基于一般的自卫心理而产生的直觉反应，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反应也恰恰是一般民众所普遍具有的朴素判断。所谓“乱世需用重典”的观念，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仍然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而当某种社会乱象确实相对集中地呈现出某种群体特征时，“重典”的对象也就自然地被指向这一群体。因此，钟南山院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恰是为民代言的舆论表达，而未必如某些批评者所称的一时激愤。

　　如果这样的判断不错，则钟南山的言论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议题的核心并非有关钟南山的人品素养的争论，而是现实与理想、民意与法理、一般民众朴素的安全需求与普适的文明法则之间的冲突，和由此而导致的两难抉择。

　　饱受抨击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无疑是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社会舆论对城市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权利的呼吁和对损害他们正当权利现象的着意监督，也确实在维护了他们具体权利的同时，完成了一次人权、法制观念的普及。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当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向市民发出警惕“砍手党”的砍刀，尤其是当某个普通的市民受到具体的伤害时，再向他们宣讲“坏人的人权”，就显得太过残忍且不近人情。

　　即使是面对乱象，要求恢复收容遣送制度，或要求执法机关预先依据身份不同而对流浪人员予以歧视性对待，都是倒退而非良策。对此，舆论有必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因为这不仅事关普适价值下的“政治正确”，而且我们的社会为此已经付出过太多的代价和教训。但是，舆论的警惕不应该表现为对钟南山院士和他的观点的攻击，因为即使仅仅出于对言论自由的尊重，钟南山也有权如实表达他的观点。况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表达背后有现实的民意的支撑，他的观点折射着某种现实的社会困境。如果舆论所坚持的普适价值，不能就这种困境给出解决的办法，或至少给出合理、服人的解释，就很难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进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具体社会的普适性。

　　消灭农村贫困人口、为每个进入城市的人提供工作，当然是治理城市流浪人口问题，减少城市乱源的治本之道，但对中国社会现实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这样的远水，解不了城市治安的近渴。因此，所有对社会保有责任的人，都有义务在坚持普适价值底线的原则下，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具体办法。当然，舆论提出问题，政府解决问题，也是舆论参与社会的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很难设想，一个不能得到舆论有效呼应和支持的政府，能轻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恰当方式；也很难设想一个舆论拒绝参与解决问题的社会，会成长为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

　　因此，舆论与其执著于对钟南山的批评，不如更多地聚焦于如何解决他所提出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