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6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在随行律师团的簇拥下，缓缓走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接过晨报记者献上的鲜花后，老人的脸上现出了笑容。这位77岁的南京老人6月28日抵达日本东京，和13年前第一次到日本一样，老人用她苍老而悲愤的声音控诉侵华日军的种种兽行，应诉了日本右翼势力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诉讼。　赴日应诉

　　“老人累了。”陪同夏淑琴老人一同前往日本的儿媳郝明萍在候机厅里对记者说。郝明萍一路上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已经是第三次陪着夏淑琴老人赶赴日本。在1994年8月，夏淑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应日本民间和平团体铭心会的邀请，第一次赶赴日本参加东京、大阪等七个城市的和平集会。2002年12月，夏淑琴老人第二次赶赴日本，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参加日本九州地区的证言集会。6月28日的行程已经是夏淑琴老人的第三次日本之行，和前两次不同，夏淑琴老人这一次赶赴日本，是以被告人的身份赴日应诉。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99年，日本展转社出版了日本右翼学者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的所谓“研究专著”。他们在书中否认夏淑琴和另一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身份，并诬指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还说“此夏淑琴并非当年那个8岁小女孩”、“只是被特意培育成那样”等等。对此，2000年11月28日夏淑琴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犯名誉权诉讼。2005年4月，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夏淑琴在中国法院的起诉事实“不存在”。夏淑琴此次赶赴日本，正是为了应诉东中野修道等人的起诉。6月30日下午，“夏淑琴东京案”在东京开庭。

　　日方撤诉

　　回到接机的车上，瘦小的夏淑琴老人闭着眼睛仰头靠在座位上。她的眼睛曾经一度不能视物，听力也下降得很厉害。在休息了一小会之后，夏淑琴老人对记者说：“他们害怕了，他们都没有出庭。”6月30日，“夏淑琴东京案”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原告日本教授东中野修道委托的代理律师在庭审中突然申请撤诉。对于东中野修道的撤诉，夏淑琴老人显得很高兴，老人告诉记者，她在东京的法庭上做了10分钟的陈述，内容包括其在1937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时的“灭门”遭遇，其成为孤儿后的艰苦生活。老人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东中野修道终归没有去南京应诉；但自己作为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始终一生清白，这才敢于前来日本应诉。她赶来东京应诉了，东中野修道却不敢出庭。作为老人的中方法律辅佐人，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谈臻向记者表示：东中野修道的撤诉原因显得很勉强，他以所引用的英文版资料翻译注释有误为由，撤除对夏淑琴的起诉，这样的理由显得既无力又牵强。在“夏淑琴中国案”中，中方律师提交了5组共31份证据，足以证明夏淑琴就是当年那个全家被日军屠戮而幸免于难的小女孩。

　　在回南京的车上，老人几次对记者说：“杀人的人竟然还要告我，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历史不容抹杀

　　夏淑琴老人膝下有三个儿女，两个外孙女，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加我在里面，一家刚好11个人。”夏淑琴老人说，“本来想一家人安安静静地过下去，事情已经过去快70年了，哪晓得到今天他们还要翻出来，这不是太欺负人么？”

　　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一队日本兵闯入了位于南京新路口5号的夏淑琴老人的家中，杀死了她家祖孙三代9口人中的7人。当时遇难的还有房东哈国良一家四口人。时年8岁的夏淑琴身中3刀，因昏死过去而与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日本兵走后，幸存的夏家小姐妹依靠一点炒米、锅巴和水缸的冷水，艰难地在死人堆里生活了14天，直到被从安全区回来的一位老大娘发现。夏淑琴的这段经历，在进入“国际安全区”进行难民申报后，被当时的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Magee）发现，他立即前往新路口5号，并在现场做了摄影记录。马吉还向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做通报。这些，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Rabe）的日记以及《南京安全区档案》等资料中均有记载。在战后成立的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中还列举了夏淑琴老人一家被残酷杀害的犯罪记录，这些都充分证明发生在夏淑琴身上的悲惨经历是真实的。

　　“我爷爷的头上被打了个大洞，脑浆都溅到墙上。”夏淑琴老人说，当她醒过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墙上溅的是什么，用手一摸湿嗒嗒的连忙吓得甩掉。她和妹妹醒过来之后，渴了就用小板凳垫着脚，舀水缸里的水喝。一听到放洋嗡（拉警报），就和妹妹躲到桌子底下，吓得哪里也不敢去。夏淑琴老人说：“我就是从死人窝里拣出来的。”

　　将继续起诉

　　“夏妈妈在日本就像明星一样的。”陪同夏淑琴前去日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对记者说，日本民间多个和平组织和社团请夏淑琴一起吃饭。夏淑琴老人告诉记者，“日本友人还是很好的”，老人耳背，日本友人送给她一个价值4万日元的助听器，老人怕弄坏了，回国的路上竟然没舍得戴。

　　一起陪同夏淑琴的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王竟成告诉记者，这次他们前去日本，一方面是以被告的身份应诉，另一方面也是以原告的身份进行起诉。“我们已经在去年5月份对日方提起了反诉。”王竟成表示，此次支持夏淑琴的除了中方的谈臻和吴明秀等律师，还有渡边春己、荒川美智代等十名日本律师作坚强“后盾”。“更令高兴的是，在日本律师援助团中，有刚从事律师一两年的年轻人。在法庭外的支持团队中，也有很多日本的青年人。”王竟成告诉记者，原来的日本年轻人是不太关注此类事件的，关注较多的都是日本的老人，这次夏淑琴案能引起这么多年轻人的支持，说明民间的种种抗议和努力已经取得了效果。

　　“9月22日将在东京就我们的反诉案开庭审理。”谈臻律师对记者说，夏淑琴老人将要求中东野修道等人向她当面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她在精神方面的损失。　朱成山：夏淑琴案不是一个单一存在的事件

　　“日本人太精明。”在回南京的路上，夏淑琴老人对记者说，在6月30日法庭上，日本的代理律师就当年她妈妈怎么被杀这一问题，反复盘问她，每一个字都不放过。陪同夏淑琴老人前去日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接过话题说：“日本人的精明是对的，对待历史问题就是应该全面细致、客观公正证。”

　　朱成山告诉记者，在历史研究方面，由于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因此客观公证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像东中野修道这样仅凭一些不同语言的资料文献之间的细小差异，就断定夏淑琴不存在，就是有失公正的。

　　“夏淑琴案不是一个单一存在的事件。”朱成山分析说，“日本国内的律师界也早就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势力。”朱成山说，日本左翼律师团体在十几年里不断帮助中国的起诉者，但是他们难以得到日本企业界的经济支持，处境很困难。目前中国国内的援助律师团队也一样，由于社会对类似事件关注程度不够，国内团队缺乏稳定的经济支持，要参与这样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目前还有许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