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有个被中外学者认为最为“磨叽”的赋税制度，为了对付皇帝临时的、私人的需要，老百姓所缴的赋税里头，常能把各种赋税算到小数点后面的七位，也就是把一两银子掰成100万个分子来花。这对老百姓是个难题，唯独对当年的赋税总数不是难题。看来，在垄断的状态下，“与小民争利”与“集腋成裘”还是有着十足的好处。

　　2006年6月29日，广东有个叫何富杰的律师，将中国农行与工行告上了法庭。“小民”何富杰有个“爬山涉水”去银行ATM机取款的过程。今年4月12日，何富杰持工行卡到广州一家农行的 A TM机跨行取款。他要取5000元，由于该ATM机设定每次跨行取款最高限额为1500元人民币，他只好取了3次，不得不支付了6元手续费。今年5月4日，他又到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丽江支行通过ATM机转款10万元到佛山。由于机内自助服务系统设定每次异地转账最高限额为5万元人民币，他只好分两次转账，这次居然支付了100元手续费。

　　何富杰说：“银行ATM机设最高限额是为了多收手续费。你想想看，银行对一个持卡人如此，全国有多少个持卡人，银行每天又能多收多少钱？”

　　在何富杰的印象中，银行这几年来的收费项目也是越来越“磨叽”：“先是用银行卡跨行取款要收费，接着对小额账户要收取年费……最近，持银行卡跨行查询也收费了。这收费是银行说收就收的吗？到底有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现有的一些ATM业务中，是否也存在猫腻？”

　　根据权威人士的估计，对于 ATM机跨行查询而言，其主要成本应该是网络建立时的软件设计成本，在实际运营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

　　何律师的感受是，既然现代人的经济生活已经如此发达，现代银行为什么还故意在用老式的、繁杂的收费方式，一次次地从“小民”身上“揩油”？

　　“与小民争利”这个词，是指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零花钱拿出来，当成自己的零花钱。这一直是具有垄断话语权的一些行业特别容易犯的“毛病”，也一直是备受公众指责的话题。

　　从电信话费的悬疑，到银行的收费事件，公众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这些垄断行业鲜有分多少红给国家；另一方面，企业垄断获得的高利润，并没有以补贴、降价等方式回馈大众，反而一次次地掏出公众口袋里的“零花钱”。

　　在何富杰对农行的诉状中，他提出四项诉讼请求：判决农行在其自助服务系统设定每次跨行取款最高限额为1500元人民币的行为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刨除查询费，判决农行赔偿其侵权行为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4元钱。

　　为了区区4元钱，来状告中国的两大国有银行，银行“与小民争利”终于发展到了有消费者要与其对簿公堂之境地。抛开此举是否具有炒作嫌疑的争论，或许这起带有“公益诉讼”色彩的官司，无疑令广大民众备感振奋。

　　因为这起诉讼，代表了普通消费者“小民”与垄断行业进行利益博弈的一个崭新开始。相信通过更多的“小民反垄断诉讼”，一个更加合理的金融体制终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