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女真族是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之一，他们对周围民族的先进文化，从不拒之于门外，而是以开放的态势，博采兼收了汉族、契丹、渤海等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金源女真文化发生了飞跃和变异。

　　孔庙是何时出现在龙江土地上的？考察起来也许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据历史记载，唐代渤海国时期，儒家文化就己传到龙泉府，但是谁也没有发现那里有文庙及有关供奉孔子的记载。而金国的上京会宁府有没有孔庙呢？

　　历来有一种说法，宋金时期白山黑水的渔猎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前所未有。可惜的是，已经创立了政权的女真人竟连孔子是何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为孔子立庙焚香了。因为这是有真实历史来体现的：女真大英雄粘罕可称文武兼备的金国灵魂，他领兵打到山东曲阜孔子老家时，有人报告抓到掘盗孔子墓者，他竟然问：“孔子何人？”有人回他：“古之大圣人！”粘罕大怒说：“大圣人的陵墓怎敢盗掘！”杀了盗墓者，下令保护孔府及孔墓。而实际上呢？金国统治者不仅建过孔子庙，还十分尊崇孔子及其所建立的儒学，甚至把儒教当做了治国的纲领。

　　金上京建过孔子庙

　　女真人在入主中原以前不知孔子为何人，所以史书上记载的粘罕保全阙里的故事确有其事。但是，汉化过程非常迅速的女真贵族受汉族文化熏陶，不仅十分尊奉孔子，而且十分尊崇儒教。

　　根据史书记载，金上京的确建有文庙，只不过现在已经无法找寻文庙的遗址了。《金史·孔璠传》中有一句话：熙宗继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

　　据考证，金上京会宁府的孔子庙在皇城外、南城之内，大体上在皇城外东南角处，应是现在的阿城市阿什河乡南城村五组居民区之处。金上京的孔庙建筑规模宏大。孔庙坐北朝南，大门的棂星门是木制牌楼，三孔四柱，面对影壁，左右有大石狮子，一对下马石；门内有石拱月牙桥三座，横跨于玉带河上；过桥是大成殿时门，取《孟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和“圣之时者也”语义。两侧之门，东为仰高门，取《论语·子罕》“仰之弥高”语义，西为弘道门，取《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语义。进大成门东西两侧厢房有同文阁、奎文阁各九间，同文阁泥塑孔子弟子七十二贤像，奎文阁存有从中原运来的孔子等著作的儒家经书。上屋为孔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殿名取《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语义。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金上京的文庙建筑十分宏大，只不过由于海陵王完颜亮迁都时，将金上京付之一炬，自然也包括了这座十分宏大的文庙。所以后人也就无缘目睹这座宏大的文庙了。

　　金国重修曲阜孔庙

　　金上京的孔子庙被毁后就再没有复建过，然而孔子故里的孔子庙却在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史载，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同知泰宁军节度使赵谦牧重修宣圣庙。

　　根据史书的记载，赵谦牧家时代居住在今北京地区，家学渊源，好几代都有大学问家。他小的时候被称为神童，长大后很快就更加出名，“声名显赫，耸动四方。”他当官的时候，十分体察民情，亲自到民间走访，并用儒家学说来感化老百姓，所以他能够“化治千里，威震一郡。百姓得安，官吏畏其明察秋毫，未及期月，闽境大治”。

　　赵谦牧主持对孔子宣圣庙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带头出钱，亲自指挥，精选工匠，精心施工，于是宣圣庙貌焕然一新。此后的金章宗时期，曲阜孔庙又进行了一次扩建。

　　孔门三代衍圣公

　　金章宗曾对侍臣说：“昔者夫子立教于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当取法，乃今遗祠久不加葺，且甚隘陋，不足以称圣师之居，就扩大而新之。”于是，耗费四年时间、花费白银十万余两，将孔庙修缮一新。

　　金章宗特别高兴，认为孔子子孙虽沿袭圣公之爵位，而官级却不相称，同祭祀时的礼仪不相当，于是特命孔子第51代孙孔元措为中议大夫，职视四品，兼世宰曲阜县，也就是孔家世世代要当曲阜的县令。

　　在金国，孔子后人的地位相当高。孔子第49代孙孔璠，孔子第50代孙孔拯、孔总和孔子第51代孙孔元措都世袭了衍圣公的爵位，而且孔拯、孔总还当了文林郎。从孔总开始，孔子后代当上了曲阜的县令，到了孔元措这一代，孔子后代兼任曲阜县令变成了世袭。

　　金国贵族尊孔崇儒

　　金初统治者对孔子和儒学尚不那么看重，虽说“用武得国”、“得辽旧人用之”“宋士多归之”，在政治和文化上已有一定的建树。但是，当金军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南下攻宋，军至曲阜尚不知孔子是“古之大圣人”。

　　真正开创尊孔崇儒之风，则是从熙宗完颜亶时开始。他立孔庙于上京，又在燕京（今北京）谒奠孔子，北面如弟子礼；厚待孔门之后，以孔门49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以奉祀事；崇尚儒家经典《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及诸多文史名著，以提高女真族人文化素养。兴制度礼乐，营建上京都城，定朝仪，着朝服，改进和完善女真文字，倡导文治，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施政的主体思想。

　　世宗完颜雍将“尊孔崇儒”推向新的阶段，无论从内容到规模都有较大的发展。他大修孔墓，立宣圣庙碑，特授袭封衍圣公孔总兖州、曲阜令。尤其突出的是，他还下诏各地都要建立孔庙。

　　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女真史专业学术委员会主任穆鸿利认为，金代女真贵族所崇奉的儒家思想已不同于汉代以前的旧儒，而是继承北朝以来兴起的新儒。敢于打破过去那种“贵华夏，贱夷狄”的陈腐观念，敢于以北朝为重，并以正统自居。海陵王完颜亮依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南宋，实现天下一统，他在正隆南伐前，曾与臣下李通等人说：“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

　　世宗完颜雍更对宰臣说：“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海陵王完颜亮在夺得帝位前，也“好读书”、“延接儒生”。他夺得帝位后，有一天对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左参知政事蔡松年等说：“朕每读《论语·八佾》，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贵彼贱我也。”事实上，海陵王自登位以来，竭力从政治、文化上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他推行“正隆官制”，废除太宗吴乞买以来的“削匕选”制和儒学经义科，下令各地一律只考词赋，使选拔汉官的科举制也统一了。

　　穆鸿利还认为，金统治者在为政指导思想上，常以孔子的言论是非作为从政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例如，金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十一月，世宗与臣说：“唐太子承乾所为多非度，太宗纵而弗检，遂至于废，如早为禁止，当不是。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俭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自治。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圣人尚尔，况余人乎。”又一天，世宗对宰臣说：“朕虽年老，闻喜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

　　此外，金统治者还提倡忠君孝道，奖励儒者操行。世宗“方兴儒术，诏译经史”时，重用“博学多艺，善屑文”的学者移刺履。有一天，世宗问他：“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徵嘉谋忠节，良可称叹。近世何故无如徵者？”移刺履回答说：“忠嘉之士，何代无之，但上之人用与不用耳”，“愿陛下惩艾前事，开谏诤之门，天下幸甚。梁肃建议世宗效仿“汉之羽林，皆通《孝经》。今之亲军，即汉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赐《孝经》一部，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职，也可知政事”。世宗同意地说：“善，人之行，莫于孝，亦由教而后能。”遂下诏与护卫俱赐焉。尤其是以女真字译《孝经》千部，交给典检司分赐给护卫亲军，人手一册。

　　女真汉化导致灭亡

　　历史上的女真族是个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之一，他们对周围民族的先进文化，从来不拒之于门外，而是以开放的态势，博采兼收了汉族、契丹、渤海等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金源女真文化发生了飞跃和变异。

　　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蒙元初期，人们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而史学界则认为，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指出：“金代文物远胜辽元。”由于女真金源起家，奄有辽宋故地后，大兴尊孔崇儒之风，以本民族为主体，继承和吸收汉儒的优秀文化传统，所以其“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者，“以文不以武也”。金代文化成就能跨越前代，为后来元朝实现南北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比契丹人的辽朝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原因也正在于此。（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