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接受本报专访

　　改造“魔鬼”的两千个日夜（口述历史）

　　赵毓英口述李宏伟整理

　　编者按：76岁的赵毓英老人是辽宁抚顺市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很多人都不知道，50年前，她曾担任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护士长，亲自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工作。

　　1950年7月，刚满20岁的我即将从中国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毕业。一天，上级突然委派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去绥芬河接收从苏联引渡的日本战犯。

　　7月18日，我和其他20多人来到了绥芬河。苏联人用装货的闷罐车运来了900多名战犯。中方则准备好了干净整洁的绿色客车，为了保密，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我在车厢里巡回负责护理，途中有几名战犯突发心绞痛、急性阑尾炎。我从小受够了日本人的气，见到战犯成为我们的阶下囚，真是十分解气。不过，作为医护人员，我还是细心地照顾每一个发病的战犯，把他们顺利地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到达抚顺后，组织上又要求我留在这里担任护士长，而且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告诉家人。一开始，我非常抵触，经过领导不断地做思想工作，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高尚的，有益于世界和平的，这才把心安了下来。

　　管理所内关押的都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的战犯，但管理所却对他们进行着无微不至的照顾。战犯武部六藏1952年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管理所专门派了一个叫焦桂珍的护理员给他喂饭，给房间消毒，负责大小便。为防止他长褥疮，还一天三次给他按摩、翻身。1956年武部六藏假释后去了天津，他的太太原以为丈夫受了罪，没想到他红光满面，得知是焦桂珍一直照顾他时，抱着焦桂珍就泪流满面。

　　1953年的一天，一个叫安井清的战犯因患脚病突然摔倒了，我和温大夫赶紧送他去医院。到了医院要上楼梯，怎么办？那时人们很讲立场，能不能背一个战犯？温大夫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背。刚背到二楼，温大夫就觉得脖子里湿了，他以为安井清疼哭了，赶紧问他：“你疼吗？”安井清没有作声，大夫继续上楼，安井清则泪如雨下，到了三楼时，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对不起中国人。”

　　也是在1953年，一个战犯因病转院，中途突然下起了雨。由于没带伞，护士关慧贤就脱下自己的白大衣，给他盖上，自己却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胸和气魄。一个叫铃木良雄的战犯后来在回忆录上写道：“医是仁，医者之道以体贴人为本。这其实不应适用于我们战犯，我们抓到中国俘虏时从不把他们当人，现在我们是魔鬼，他们(中国人)却好像天使一样对我们。”

　　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国人能吃到粗粮就不错了。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不过，战犯们还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总理下了指示，给战犯吃细粮，还要抓好营养工作。这样，我又多了一项工作——给战犯当营养师。每天多少维生素，多少蛋白质，都要仔细搭配。炊事班的人一开始对此很不理解。后来领导不得不出面做工作，告诉他们，杀这些人容易，但是杀了有什么用？仇恨一代一代传下去，才是最可怕的。要好好改造他们，让他们认罪，这才是最重要的。

　　1956年，在战犯们被释放前夕，管理所带领他们到全国参观了一个月，从东北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苏州和杭州等地。这次活动给了战犯们很大的教育。我还记得，战犯们到了南京水利学院的一个地方，大概想起了他们在那里犯下的罪行，纷纷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受审的法庭上，战犯们也是泪流不止。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还带头要求死刑。东京审判时，日本战犯一个也不认罪，审了两年都不能结束。而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不仅跪地认罪，而且主动要求受死。这跟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很多战犯回国后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渡部信一，刚进管理所时，他患了精神病，不吃饭还打人，给他吃药还说有毒。管理所想方设法给他治疗，把药裹在糖里哄他吃，护士挨了打也不能还手。经过10个月的精心呵护，渡部信一的病终于治好了。回国后，渡部信一每次给我写信，对我总是以“恩师”相称，而且还时不时写首诗遥寄相思。1984年，日本归国战犯组织“中归联”邀请我访问日本，渡部信一一见面就抱着我，眼睛里满是泪水，好像见了多年没有谋面的亲人一样。那时他家里并不宽裕，但他总是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有一次外出，渡部信一给我们买了石榴果汁，自己和太太则躲在一旁。我看了看价目单，原来果汁在日本非常贵，渡部信一是自己舍不得喝。

　　我一共5次受邀访日，这让我清楚地看到了当年工作结出的果实。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归联”一直在从事着促进中日友好、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在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上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后来，随着战犯们的年迈和相继去世，“中归联”于2002年解散了，但同时，一个名为“抚顺奇迹继承会”的组织成立了，它的成员主要是战犯子女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他们继承了悔改的战犯的遗志，为和平友好奔走着。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