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之间有道“旋转门” 赚钱又做官名利双收

　　高盛集团为白宫培养干部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周 详 ●钱立伟

　　高盛集团的名字对不少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可这一次，这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不是因为帮着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引起关注，而是因为它被称为白宫的“干部培训学校”。“在美国，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公司能向政府输送这么多高官。”日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赫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6月28日，美国参议院一致同意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担任美国财长。不到两周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宣布辞职，同时宣布加入高盛，担任副董事长兼高级国际顾问团主席，负责制定公司全球战略。鲍尔森对白宫并不陌生，进入高盛之前，他就曾在白宫任职；而佐利克对高盛也很熟悉，克林顿政府时期，他就是高盛的高级国际顾问。两人在白宫与高盛之间的进进出出，再次让人们看到了有趣的美国政界与商界的“旋转门”现象。

　　高盛不断出高官

　　通过这扇“旋转门”的不止佐利克和鲍尔森。高盛出产高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代，当时高盛的高级合伙人之一西德尼·温伯格被罗斯福任命为二战期间权力非常大的战争物资供应局局长，温伯格因成绩卓著在美国民众中闻名遐迩。此后，高盛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开始陆续进军华盛顿，投身政界。比较出名的有1965年到1969年的财政部长亨利·福勒，1983年担任农业部副部长的丹尼尔·阿姆斯特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高盛与政界的“旋转门”转得更加频繁：1995至1999年任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是高盛前董事长。美国前参议员、现任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辛曾担任高盛董事长。1985至1989年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约翰·韦海德也曾担任过高盛董事长。2002年至2004年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的史蒂芬·弗里德曼是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今年4月刚刚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约书亚·博尔顿也是鲍尔森在高盛的同事。

　　许多从高盛走出的高管还担任了不少重要部门的领导职位。如前首席运营官约翰·塞恩在格拉索薪酬丑闻后临危受命，担任纽约证交所主席。前运营副总裁罗伯特·杰弗里离开高盛后担任了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前投资银行部副总裁菲利普·墨菲现在刚就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主席。前高级副总裁安德鲁·安帕现任纽约市经济发展局局长。一些高盛的高管卸任后还到欧洲当官，如欧盟3位反托拉斯专员马里奥·蒙提、彼得·萨瑟兰和卡雷尔·梵·米埃特。现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基原来是高盛副总裁。

　　高盛“出产”了这么多高官，难怪新近一期的美国《商业周刊》评论说，对于那些角逐白宫宝座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说，如果要寻找“高参”的话，那就去高盛吧。

　　四十几退休，去华盛顿正好

　　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它的总部位于纽约紧邻华尔街的百老汇，沿街两侧都是各种大型证券公司。高盛所在的百老汇85号是一栋灰色高楼，并不十分起眼。高盛主营的业务包括企业融资、收购兼并顾问、证券交易、资产管理、直接投资等，与政治也无直接关系，却为何成为美国的“干部学校”呢？

　　在高盛，公司对员工一直灌输这样的思想：“要始终创造价值，但创造价值的方式并不只是赚钱”。对于一个投资银行来说，追逐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但高盛人在追逐利润之外还有更高远的目标。提出这个信条的是高盛前高级合伙人约翰·怀特黑德，他本人就是一个范例：上世纪80年代离开高盛后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副国务卿，后来又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现在在纽约市政府下属的公营事业机构“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任主席。

　　高盛高管工资极高，财力雄厚。这里的高管没有因为薪水问题而跳槽的。华尔街的猎头公司说，要想让高盛的人跳槽，首先要说服他们的是，“去其他地方工作并不掉价”。鲍尔森是去年华尔街获得最高薪酬的金融家，他从薪金、股票中总共进账3800多万美元。再比如，当选新泽西州长的科辛的个人财富大概有2.4亿美元，这对他的竞选来说至关重要。高盛的很多高管和合伙人四十来岁就赚够了钱而选择退休，远比其他华尔街证券公司的退休人士年轻，这正是去官场发展的黄金年龄。而且，由于他们在高盛已经赚足了钱，政府的那份薪水虽低（财长的公职收入一年才20来万美元），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最高层的管理人员来说，除了去当高官，去其他别的公司都有可能被视为“水往低处流”。如果离开高盛去其他企业，通常会被视作一个失败，从政是离开高盛后的理想道路。

　　人人都想“往上走”

　　高盛崇尚团队合作的企业文化也是它盛产高官的重要原因。一些华盛顿的政治人物私下说，高盛出身的华盛顿官员总是比较低调务实，他们愿意努力让总统在前面抛头露面，自己则在背后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对政府贡献重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高盛出身的官员严于自律，即使手握大权，但极少有丑闻发生，所以高盛人的口碑非常好。这也使得高盛的政界人脉关系基础远胜于美林、摩根斯坦利、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与雷曼兄弟等同行。

　　高盛集团非常注重领导能力的培养，使高管们具备了经营企业之外的更全面的领导才能。例如，鲍尔森在执掌高盛期间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首席培训官的职务，把通用电气公司著名的培训专家斯蒂文·基尔挖来担任此职。

　　与美国很多企业不同，高盛的企业文化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集团激励员工往上走。2.4万名员工都想挤进1200个中层管理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又要努力杀进300个合伙人管理级别的塔顶，这样就可以分得大量利润。但这种等级制度也是灵活的。高盛每两年都要在这三个等级中进行一次大改组，这是一种有力的管理武器，无形中，“往上走”的思想影响了所有员工。

　　严防“旋转门”腐败

　　除了高盛，花旗集团、美林集团也有向政府输送高官的历史，只不过没有高盛这么突出。可以说，美式官商“旋转门”在西方国家中表现得最普遍、最充分，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运作的潜规则。有人说，美国存在“财政部—华尔街”和“国防部—大军工企业”两大共同体。官商身份的频繁轮换和自由进出推动了美式“旋转门”周而复始地运转，它有助于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动，给政、商两个不同领域带来活力，但是，这也必然引发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极易成为腐败的温床。为了制止“旋转门”带来恶果，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首先是法制上的保证。除了美国建国早期就通过的《官员任职法》等反腐法律外，美国在1979年出台了《美国政府道德法》，1989年之后通过了《美国政府道德改革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非常详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美国联邦政府、国会、联邦法院内设有道德委员会或道德办公室，负责内部调查，并有权建议相关部门对不法官员进行司法调查。

　　财产申报制度也是阻止“旋转门”腐败的重要武器。在任高级官员必须在每年5月15日前申报其家庭上一年度收入财产状况，并向社会公布；中低级官员在单位内部申报以便公众查阅。新任和离职时也需申报。

　　有效的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旋转门”可能带来的腐败。依照美国法律：除非能证明确实存在恶意，否则媒体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不准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许多政商钱权交易丑闻就是由媒体首先揭露出来的。如今年，《纽约时报》就刊文指出，大批反恐官员辞职后去了国防企业，此后媒体大量报道，政府也着手组织调查。

　　由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在出任公职前，联邦调查局要求填报《重要职务安全调查表》、《个人情况调查许可表》、《财产调查许可表》供其做背景调查。《联邦官员离职后生活法》规定，联邦高官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亲自出面，在其曾亲自或实际上参与过的事务中，为他人的代理活动提供帮助，或者只可出面不能讲话；离职一年内，在其曾任职机构中任何悬而未决的事务上，都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影响事务的决断；离职官员终生不得在法庭、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面前，以任何形式为任何人充当代理。

　　争论一直没有停

　　官商“旋转门”现象与美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历史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政治上，在美国两党制的政治体制下，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往往导致数万人的工作变动，薪水相对较低的政府官员希望未来找个“金饭碗”，而新政府就任又需要来自众多工商界的“新鲜血液”。从历史、文化传统上看，美国是个流动性非常强的社会，一个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换8个工作，每个人都在经历某种意义上的“旋转门”。由于有权力制衡和相对健全的法制社会，大多数民众观念中对“旋转门”并不十分排斥。2005年美国在全球160个国家政府廉洁程度中排名第17位，可见美国在反腐败上还是比较有效的。

　　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对“旋转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支持者认为，若政界高官知道未来能在工商界拿到高薪，他们就能安心于目前在政府中低薪职位，甚至有人提出官商“旋转门”能为公司高管注入为国家服务的公共意识和企业化管理的经验和效率。反对者称，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严格的法律也难免有漏洞，总有人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官商“旋转门”已成为一小部分社会精英利益交换、名利双收的手段，应该严格加以限制。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