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洪彬、闫漪、齐雪芳
钱钢:记者、报告文学作家。20年前写有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
我希望唐山大地震的“惨史”永远不被湮没和淡忘。
———钱钢
日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钱钢来到唐山签售《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版》。30年过去了,唐山人民已经把这位真实记录下那场灾难的记者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许多老读者拉着钱钢的手,声音哽咽,泪洒衣襟。
“谢谢您!”每一次签完名,钱钢都会双手拿书,慢慢递给读者,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在签售的过程中,75岁高龄的韩述祖老人紧紧拉住钱钢的手,不住落泪:“你书中提到了我震亡的两个儿子啊,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见您一面。”
地震时,韩述祖全家6口人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下。“我整个人被埋在很深的瓦砾里面,我使劲往外爬,后来脑袋露出来了,我就一直摇晃、一直摇晃,使劲摇晃着,整个身体出来了。”
“我觉得作为唐山人,应该对唐山大地震有个了解,虽然它是件痛苦的事情,但让孩子了解当时的历史,对于家庭、对于你所在的城市都是一种责任。”今年9岁的马铭杨的父亲告诉记者。
“三十年生死两茫茫,无碑无灰惟有泪千行”,一位名叫王玉峰的老读者,让钱钢为他这样留言,王玉峰说,这句诗在他心里酝酿了30年,“我终于可以告慰死去的亲人了!”
原计划两个小时的见面会,由于读者热情高涨,不得不延长时间,直至300多本书被抢购一空。
签售结束后,钱钢特意赶到二五五医院设立的地震灵堂,去看望当年震亡的唐山乡亲。在灵堂里,钱钢讲述起了书中的人物———丰承渤:“谁都知道,丰承渤是个爱美的姑娘。战友含着泪,以十指为梳,梳理小丰散乱的头发……”
关于唐山大地震
燕赵都市报:在您的书中,一再提到“我的唐山”,这样的话语是否意味着,您与采访对象的心息相同?您能否具体分辨出,“我的唐山”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志?
钱钢:我的唐山,一是情感,二是一种责任。情感就是在当时参加抗震救灾,和后来来到唐山作了长时间的采访,和唐山人所形成的这种感情的纽带,所以我把自己也视作唐山的一员,这是一种缘分和情感。
另外,我说“我的唐山”也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这个责任,在唐山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这个感情的纽带,这就是我应该完成的事情,责无旁贷。因为我参加了救灾,而我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救灾队员,我又因为有着唐山的蒋叔叔(蒋忆潮,时任唐山市民政局局长),而变成了唐山的一员,很长一段时间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又因为我是一名记者,我在80年代,还成为一名报告文学的作家,种种原因就是说:我应该去写这本书。
燕赵都市报:在引言中,您写道:“我要留下关于一场大毁灭的真实记录,留下关于天灾的人的真实记录,留下尚未定评的历史事实,也留下我的思考和追问。”什么思考?追问什么?
钱钢:唐山地震表现出太多太多复杂的情况,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能说给唐山地震的追寻研究画上一个最后的句号,尤其是科学的问题。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每日每时地还在观察着这个不安分的星球,由此你就会知道唐山大地震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燕赵都市报:“灾难就是灾难”如何理解?
钱钢:印尼发生海啸的时候,有的媒体派出记者到灾区,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他们的衣服上要写着自己媒体的名字,而且特意要在出发的时候说明他们的海事电话是由某某公司所赞助,他们的任务是,只要到达现场,拍照片回来证明你在那就行了,什么深入采访就要看情况了。这就是去印尼采访海啸记者回来告诉我的情形,如此,灾害就变成一种商业。所以灾害就是灾害,灾害的本体就是受灾的人,这是一种常识。
关于生命的追问
燕赵都市报:您在地震发生后到唐山呆了三个多月,请问当时灾难中的人民是如何一种顽强的自救?这种自救对于今天的人们有无借鉴意义?
钱钢:极端的顽强,只有在特殊的情境下才可以见证这种特殊的顽强。如果没有第一个人的抢救就没有十几个人的获救,没有十几个人的获救就没有后面上百个人的获救。这个顽强的自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燕赵都市报:地震如何改变了唐山人的生命观和价值观?
钱钢:我看到的表象是,很多年以来唐山人笼罩在地震的阴影里而不能够解脱,但由此就断言唐山人民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又太简单。我没有确切地了解这20年来唐山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少,所以我很难发出我的感想来。我接触的人就是姚翠芹等,而且这些人大概是少数,可是他们的精神确是有很强的代表意义,如果说看他们的生命观、价值观,我所讲的软力量(softpower)、软环境就是人文精神吧。
燕赵都市报:《唐山大地震》之后,您还从事过与灾难有关的其他一些工作,那么,地震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您个人对于生命的认识?
钱钢:地震对我个人来说说不上是生命上的认识,深层的认识是有的,深层次的认识是不能忘记唐山人的镇定、从容、举重若轻和强大的忍耐力。
(责任编辑:赵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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