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家行政学院公布的一个数据对比很有意思：中国地厅级官员的科学素养比普通公众高。该院自2004年初开始，经过两年的调查、统计与分析研究，首次得到中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状况的基本数据，通过与公众科学素养对比得出结论：这些公务员对基本科学术语、基本科学观点、基本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了解程度要比普通公众高，某些方面甚至高出56．5％（据7月5日《学习时报》报道）。

　　真不知道拿官员的科学素养与公众比有什么意义，难道是要说明官员比老百姓更聪明、更有科学理性，所以许多事情官员可以抛开民主讨论而独断地决策？可从现实看，恰恰是科学素养比公众高的官员，常常做出一些连公众常识都能判断出的蠢事，从“圆明园防渗工程”到“湿地里种别墅”，从“填湖造房”到“仿建天安门”，从“种麦地充草坪”到“全城刷墙迎考察”，再到许多地方掠夺式的开发和要钱不要命的污染工程，违背科学的荒唐决策和愚蠢工程层出不穷。

　　这个现实表明，官员科学素养比公众高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既不对应其会遵守这种习得的素养，也不表明其决策时会尊重科学。一个科学决策的产生，其实与决策者本人的科学素养高低没有多大关系，而与决策过程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密切相关。依靠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傻瓜也能作出科学的决策；决策过程不科学，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上，科学素养再高的人也会作出非常愚蠢的决策。

　　科学素养高，但决策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官员在“政绩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下会把“科学素养”抛到九霄云外。引进污染工程，上马污染项目，掠夺式地开发本地自然资源，许多官员并非科学素质低到不知道这些工程会损害当地百姓的健康，不知道开发会给生态带来毁灭性的破灭——相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可能非常清楚这一切后果，可在“只要让上级看得到并满意”和“升迁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政绩利益导向下，他们依然会作出违背科学理性的决策。这种体制下，个人的科学素养绝对让位于眼前的政绩利益。

　　另一方面，科学素养再高，但如果决策权掌握在一个人手上而缺少必要的监督，绝对权力带来的权力自负会极大降低一个人的智商和固有的科学素养。笔者向来认为，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愚蠢，因为一个人掌握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后，他就会变得过于迷信权力的力量，觉得凭着手中的权力可以摆平一切。养成了这种权力自负后，就自然会漠视科学规律，低估自然力量，从而远离常识理性，带着常人不可思议的浪漫气息。许多地方“拍大腿上马、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工程”的流行，正源于独断的决策体制对一个人科学素养的降低。

　　我们的官场中还流行着这样一副景象：不问苍生问鬼神——许多官员的科学素养虽然比普通老百姓高，但他们在现实中却极度迷信鬼神，迷信风水和大师，相信自己的官运被一种不可知的东西控制着，这也是权力不受监督导致的科学素质退化和科学人格异化。

　　从这个角度看，要提高官员决策的科学性，关键不是提高官员的科学素质，使其素质比普通公众高，而是要使其权力受到公众的监督。权力被驯服了，官员自然会主动追求一种科学的决策；否则，仅有高科学素质并不能阻止其作出一个个愚蠢的决策。

　　曹林，青年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