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石鸵鸟(资料图片)
记者呼延思正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墓,乾陵陵区庞大的石刻群为世人瞩目。乾陵神道两侧自南而北依次对列的石刻有华表、翼马、石鸵鸟、石马与牵马人、石翁仲等。 这些陵墓石刻具有哪些象征意义,至今为学者们聚争不止。
乾陵神道石刻中最新奇者当数石鸵鸟,其象征意义也是最大的争议点。一般观点认为,这对石刻雕凿的是来自外域的鸵鸟,以宣扬唐帝国国势之强盛。也有学者认为设于朱雀门外的鸟形刻石,当是象征南方的朱雀。最近,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秦建明对此石刻重新认识,他从其结构等方面特点出发、结合古文献,提出其并非鸵鸟、亦非朱雀,而应当是古人所说之“鹄”。鹄刻于石屏之上,实为法象古代的射侯,即后人所说的箭靶。
陵前刻鸵鸟为乾陵首创
秦建明研究员阐述,石鸵鸟树立陵前,为前代制度所无。神道石刻中的华表,自汉魏以来一直存在,翼兽在南朝陵墓之前也有峙列,建筑与陵墓前列金石人马古已有之,秦庭曾立有十二金人,汉宫有金马门之设,汉霍去病墓前存马踏匈奴之像,惟独刻鸵鸟于陵前,为前代所无,系乾陵首创。
鸵鸟原不产于中华之地,汉时入贡中国,是外来品种。另外,乾陵神道石刻中的人与动物形象皆为圆雕,只有一对石鸵鸟是高浮雕,雕于一面方形石屏之上。所以,在陵墓前设石鸵鸟不但于礼无征,而且其艺术结构形式也与众不同,使之在石刻群中显得突兀不群。
这对石雕鸵鸟树于乾陵神道左右,东西对峙,两石皆由下部的底座与安置于座上的石屏两部分构成。石座上面凿刻有长方形石槽,石屏安插于石槽之中,鸵鸟则浮雕于石屏之上。东西两石形制大致相同,只是石刻尺寸小有差异。对石鸵鸟观察,两鸟身上皆有水泥修补痕,细看则发现被补处皆为圆形,说明该处本系圆形孔洞。为什么东西两鸟皆有一圆形孔洞,且孔洞都处在鸟身之上?如果是后代破坏,为什么不大刀阔斧地砸毁,而只是在其上认真地凿刻两个孔洞?
经测量,发现两孔中心距离原地面皆高145厘米。这就说明,鸵鸟身上两孔很有可能是石雕的原刻,即带孔石鸵鸟为唐石刻的原造型。这样的石孔,如同乾陵神道石马嘴角凿有石孔是用于安装马镳一样,具有一定的用途,并非后代破坏之痕。
更重要的发现是:在石孔周围,分布有大量醒目的小白点,西侧鸟身上的白点较东侧更为明显。经用放大镜观察,并与它处石刻相类白点的成因分析,得知小白点皆因撞击所致。石灰岩正常的色泽为青灰色,当石面受到外力冲击时,会形成白色的伤痕斑点。神道其他石马等腹部的凿痕也是这样,只是连续的凿痕为条状。圆孔四周这些密布的撞击点皆不大,直径一般在0.2~0.7厘米间,是比较尖锐之物撞击所致。
石鸵鸟是特殊的射侯
这处石鸵鸟之设,象征何物?秦建明认为,石鸵鸟象征的是中国古代的射侯,即后人所说的箭靶。
秦建明介绍,射侯作为古代的一种箭靶,主要在举行射礼时应用。依《周礼》所记,射侯基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曰侯,就是背屏,大致为方形,用布或皮革制成,以木架支撑张开;二曰鹄(音鼓),即设于侯上的箭靶。古人张侯而射,侯上的鹄即是射击目标,故射中者曰中鹄。鹄的材质,大约是容易受箭的皮裹草鸟或其他材料。
乾陵神道石鸵鸟形制与古礼中所记之射侯非常相像。石屏如同方形之侯,鸵鸟如同鹄。鹄设于侯,鸵鸟则设于屏。所以,石鸵鸟应当是仿古射侯而设,属于“张皮侯而栖鹄”的形式。东西石屏鸟身正中各凿有一圆孔,这应当是瞄准射击的“中”,即靶心。
石射侯所设用意至深
乾陵在神道上设制射侯,是深有意义之举。
秦建明引申说,射是古代六艺之一,射技是士的必修项目。张侯习射,是古代保持尚武之风与选拔武士之礼制,许多礼仪中都设有射礼,射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等,其中等级最高者为大射之礼。大射是祭祀前的一项礼仪,射不及格,参与祭祀的权利将会被剥夺。唐初所定的《贞观礼》《显庆礼》中均载有大射之礼,且“行用不废”,说明唐代还保持射礼。
皇帝谒陵在唐代算是一种大祭,设石侯于乾陵前,且侯上存有累累射痕,说明这处石刻可能曾作为射侯使用。如果推测不误,那么唐谒陵时应当还保持有射礼。
乾陵神道设立射侯之石,不单单是一种增加陵墓肃穆的艺术陈列,或仅仅是礼制等级的体现,其中兴许还怀有一种“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意图,怀有对唐王朝威加四海强盛国势的张扬之心。古礼中存有祭祀射侯时的祭辞,中曰:“惟若宁侯,母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这表面上是对靶子上的鸟说话,但同样也是对参加射礼的诸侯、外番与群臣的威胁之词。唐王朝以武力平定天下,东征西伐,致使四海来朝,乾陵之前有六十一陪臣刻像以示臣服,便是这种宣扬威势的体现。所以这处石刻之设,可谓用意至深。
秦建明说,按古礼地位高者所用侯大、卑者所用侯小,乾陵东西两石侯虽尺寸相近,但其上石孔却大小不同,可能是供不同等级者所用。但是,唐睿宗桥陵陵前石刻中也有石鸵鸟,身上却无孔洞,大约与当时忽略武备、射礼弛废有关,虽同为陵前石刻,却已与乾陵有别,成为纯粹的陈设。秦建明所说新异,但自谦认为是一家浅议,还恳望高明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