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提要

　　以往被认为纯属个人感受的“幸福”，如今在苏州有了量化指标。前天，苏州市沧浪区正式推出了《幸福社区——和谐社会的基石》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区创设的幸福社区指标考核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应用。包括社区安全指数、社区便利指数、社区风尚指数、社区快乐指数、家庭亲情指数、社区发展指数等八大类别。目前“幸福考核”已在该区辖区内铺开。据了解，量化居民“幸福”这种做法在全省尚属首次。

　　事件

　　“幸福考核”亮相苏州

　　7月5日下午1点多钟，一支装载了近百人的车队先后来到三个社区参观，随后停在了苏州市沧浪区友联社区办事处的大楼前。车上是沧浪区四套班子的领导以及辖区各街道的相关负责人。

　　一行人下车后直奔二楼的会场。这次会议被看成是沧浪区创建“幸福社区”工作的一次总动员。就在这次会议上，由沧浪区编写的“幸福社区——和谐社会的基石”一书正式亮相。这是本介绍“幸福社区”的专著，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还专门为该书撰写序文。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幸福社区的评估与展望”中居民的“幸福感”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指标。

　　“社区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按照“居民感类别”分为八大类别，分别是：社区安全感、环境舒适感、生活便利感、消费放心感、邻里友善感、身心健康感、家庭和睦感、社区归属感。接下来是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即将八大类别做进一步细分并指标化。以大类“身心健康感”为例，一级指标为“快乐指数”，二级指数为：大型文化活动次数、公共卫生服务满意率、居民成果数及风采展示人次、平均预期寿命、订阅报刊、购书藏书户均数量、居民文化生活兴趣组数量及活动数。然后按全市平均数进行比较，加权并换算成指数。

　　初衷

　　配合创建“幸福社区”

　　据了解，沧浪区之所以出台“幸福社区指数评价体系”，其初衷是为了配合“幸福社区”的创建工作。沧浪区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沧浪区向国家商标局申报注册了“邻里情”社区服务公益性商标，涉及十大类一百多个服务项目。以此为基础，今年又提出了“邻里情”幸福社区的创建，于是建立居民评议、社区评价、政府评估相结合的社区工作考评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今年初，政府部门考虑建立量化指标。“幸福是种个人感受，同时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因此，量化指标也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关人士坦言，幸福社区指标考核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难点在于考核指标的选择。合理的指标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们的心理感受。为此，他们动了不少脑筋，对指标选择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怎样让所选取的指标值的增长或降低能反映出幸福社区建设的快慢呢？相关人士给出的答案是，在选取指标时，既要有正向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又要有逆向指标，如传染病发病率。

　　沧浪区相关人士认为，在制订考核体系时，必须考虑科学性、适应性、系统性、可行性、可比性、计量化等原则。几经准备和完善，“评价体系”终于出炉。在此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也参与了制订过程。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曾专门撰文，建议沧浪区“科学衡量幸福社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建议。

　　试水

　　问卷调查居民幸福感

　　为了了解居民对“幸福感”的理解，在两个月前，该区友联第三社区自制了一份问卷调查表，向居民们发放。居委会干部说，制订这份调查表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是居委会干部们集体酝酿了两个月后才产生的，其中，经过了三次办公例会的研究、讨论。

　　友新街道主任钱菊兴说：“先不说这《调研表》有多大的科学性、合理性，最起码，它真切显现了社区居民生活感受运动中的某个特定截面，可以当作创建幸福社区的一项基线调查，为创建幸福社区寻觅出更切合实际、更有效的方法。”

　　《调研表》的思路与“评价体系”如出一辙。

　　《调研表》共三十四道题目，分成八大类别，依次是家庭幸福指数、工作幸福指数、退休幸福指数、邻里幸福指数、环境幸福指数、社区幸福指数、社会幸福指数、新苏州人幸福指数；每一类别总分100分，八大类别共总800分；无论填写者根据自身情况填写多少类别，社区工作者都可以根据填写类别数量的商，计算出填写人幸福指数的百分比，从而计算出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百分比。据了解，在100份问卷中，本地居民的幸福指数为91．3％，“新苏州人”幸福指数为83．4％。

　　昨天，记者在友联第三社区进行了实地采访，多数居民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基本相当。“我的幸福指数是96分”参加社区早晨舞蹈锻炼的李根妹很自豪地说，对于这样的分值她表示满意。

　　观点

　　创新带来新工作压力

　　沧浪区建设幸福社区并创设“幸福社区指标考核体系”的做法，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王荣书记在序文中表示，沧浪区的做法是种创新。

　　王荣认为：“虽然苏州的社区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巩固小康成果、提高小康水平，逐步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中，如何使苏州‘两个率先’与和谐社会建设让群众普遍满意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王荣表示，也正因为如此，就需要积极探索城市建设的新举措、新机制，既保护好古城，又提升城市功能，增进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受。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则认为，这几年社区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各个城市都在讨论社区建设的问题，而沧浪区已经按照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卢汉龙院长则认为，建设幸福社区和建立相应评价指标的一个好处是，居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横向比较，比出“兴福感”。

　　“满意度是比较出来的，横向比较我觉得生活差不多了，我满意了，纵向比较，我跟以前比，像过去忆苦思甜，一比，很满意了。”卢汉龙认为，这种评估正是所谓的“认知状态的评估”，而只有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这种心理感受的需要，沧浪区的做法正是应对了这一发展的趋势。

　　而参加了问卷调查的社区干部们则感觉，自从区里有了幸福指数，工作压力明显大了许多。

　　友联第三社区主任贺新华告诉记者，最主要的压力在于指标的量化。“就友联三区的实际工作而言，最大的压力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安居乐业幸福指数的值。”贺新华说。

　　思考

　　幸福感能否合理测定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各界越来越多地采用ＧＮＨ（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世界银行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另外，还有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和真实进步指数等等。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各地先后将“幸福感”纳入综合性考评指标。也因此，引起了一些争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幸福本身属于个人感受，因此根本无法量化。在一些人士看来，幸福主要是人们愉快的主观感受和快乐体验。由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都有个性特征，因此对于幸福的体验更多具有个体文化特色，并因人而异。

　　对此，“幸福经济学”的提出者、经济学者刘正山认为，将“普通人的幸福感”纳入地方发展目标，这是一种进步。“菜肴是否可口是主观的感受，但不能说烹饪学校是无意义的。主观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性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研究的。客观最终是为主观服务的。”

　　他同时认为：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因素在幸福指数中的权重不同。幸福，与钱财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正比的关系。家徒四壁，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是很难有幸福感的。但是，当钱财约束不成问题的时候，譬如穷人变成富人之后，钱财在其幸福感中的影响权重大为降低，家庭、休闲等成了约束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刘正山还指出，幸福指数应当合理定位。幸福指数就是一个普通的衡量居民幸福程度的指标，它不能替代ＧＤＰ、失业率等其他指标。幸福指数绝对不能成为政府政绩的指标，当然，更不能由政府机构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