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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民烧秸秆，北京市民倒霉。浓烈的烟雾从河北吹到北京，“蓝天计划”又受到冲击。北京市民不满河北农民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正常反应。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人们先想到的当然是“禁”。北京市环保官员紧急到河北寻找对策。不过“禁”有效吗？农民用烧的方法来处理秸秆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法。作为理性人的农民选择这种方法无可厚非。这种做法引起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出面制止，甚至对烧秸秆的农民进行惩罚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禁与罚能否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保护环境的执法也是有成本的。烧秸秆的农民千家万户，要进行有效监督与惩罚的成本也必然十分巨大。况且为这点事去惩罚这么多农民，即使有效，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禁”的方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实行中往往是“禁”而不“止”。
那么，北京居民是不是每年都要在这种烟雾中生活一段时间呢？当然，我们不必如此悲观。纠正负外部性的方法除了“禁”以外还有“导”，即引导农民自觉地不烧秸秆。这种引导首先就是向农民提供无污染的秸秆处理方法。
农民选择烧的方法来处理秸秆仅仅是因为这种方法成本最小，一烧了之，基本不用什么成本。如果有一种替代的方法，成本与烧秸秆同样低，但又不污染环境，农民当然愿意接受。因此，如果环保或其他部门能找到一种简单可行又成本极低的秸秆处理方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政府为寻找这种方法而投资就比把这些钱用于监管农民烧秸秆要有效得多。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农大的教授已带着这种无污染的秸秆处理新方法来到河北农村，还无偿向农民提供所需的设备。对北京市民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对环保部门来说，这是以“导”代“罚”的一条新思路。
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引导可以保证见效。这就在于与简单的一烧了之相比，任何一种替代方法，成本再低，也有一定成本，例如，现在的替代方法是把秸秆粉碎，埋入地下，秸秆还田。这种方法需要粉碎机，现在的做法是赠送。但需要处理的秸秆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大，作为试点，送可以行得通，但在普及之后，哪有这么多钱来送呢？何况即使得到了免费的粉碎机，农民也还要花时间和劳动力去干活，远不如一烧了之方便。这种无污染处理秸秆的方法能否得到推广，还无法肯定。
比用无污染处理秸秆代替“烧”更有效的引导是使秸秆变废为宝，农民可以靠出卖秸秆而增加收入。这时不用宣传环保的重要性，不用去禁，也不用志愿者告诉农民无害处理秸秆的方法，农民也不会烧秸秆了。这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烧秸秆引起的污染问题。
这种方法可行吗？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废物。一个行业的废物往往是另一个行业的原料。循环经济的观念正是建立在这个客观规律之上的。秸秆决非绝对意义上的废物。对农民来说，它是要处理的废物，但对造纸企业，它就有可能成为宝贵的原料。因此，从根本上消除烧秸秆的方法还在于开发秸秆的新用途。企业可以用秸秆生产产品，农民可以卖秸秆增加收入。烧秸秆等于烧钱，再无知的农民也不会干这种傻事。要使利用秸秆的企业有利可图，就需要开发利用秸秆的新技术。
回到题目，这个问题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什么关系呢？许多人认为，自己的行业与农村无关，对建设新农村做不了什么贡献。从烧秸秆这个问题上看，这种想法错了。只有让秸秆变废为宝，我们才有清洁的环境，但把秸秆变为宝却是农民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企业也许与农业无关，但如果投资于秸秆利用的技术，就是为建设新农村作出了直接贡献。这也是企业与农民双赢的事。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建设新农村做出贡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从解决烧秸秆这样的小事入手，你就可以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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