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人们为生存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不存在“名”的问题。求名、争名、出名，那是到了阶级社会即文明社会才有的事。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视文名留存后世高于一切。他称赞孔子：“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也是因为孔子名传十余世，号称“至圣”。司马迁对“名”的认知和态度，可视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及至现代社会，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青年还是老年，是明星还是专家，都想出名。“出名要趁早”的“名言”，仍被某些人奉为圭臬。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名”和“利”密切联系着，真正能跳出“名”这个圈子的知识分子，几乎绝无仅有。有些知识分子标榜他们“淡泊名利”，也不过是淡泊而已，并不是不要。

　　恩格斯说，历史事变是“总的合力”的结果。据此，求名、争名、出名，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中，也是一个“力”，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因此，我们对“名”要做适当的肯定。

　　然而，“名”真的可以长留后世、永垂不朽？

　　人类居住的地球，已有几十万亿年的历史，宇宙的年龄更是无法计算。而人类的文明史顶多只有几千年，其中最有名气的名人，如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传名至今也不过一两千年，有限得很。

　　李白、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在中国文化人中固然无人不晓，但在农工兵商中知道他们名字的就不多了，在外国知道他们名字的更是微乎其微。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尽人皆知，但在中国农村里，知道他们名字的有多少人？在外国文化界，知道他们名字的又有多少人呢？科学界的名人亦如此，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离开地质学界、气象学界、建筑学界的圈子，知道他们名字的就很少了。

　　可见，无论多大的“名”，充其量都只是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人群中有其名。也就是说，任何名人的名都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批名人被无声湮没。

　　所以，“名”是虚幻的。生而为人，生而为想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求名、争名、出名，有些人还因此勾心斗角，其实是不值得的，也是无意义的。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应该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做造福于人类的事，做推动历史前进的事，做促进世界大同的事，并在做这样的事情中使自己高尚起来，纯粹起来，俯仰于天地之间，无愧于人，无愧于己。若能如此，是否成为名人，名气是大是小，都是不足道的了。